第四章　德国和俄国的挑战

惨烈的“一战”期间，一拨又一拨士兵在西线战场相遇，最重要的并非勇气、技术或策略上的优势，而是人数的绝对数量。最终，正是能够持续投入更多兵力的一方获胜。当双方兵力都损耗殆尽之后，起决定作用的——至少带来希望的——则是源源不断来自美国的新兵。

人数的重要性实属常理之中。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相互竞争的强国一直僵持不下，不断揣度着自己和潜在对手的出生率，就像已经意识到未来的灾难性屠杀一样。英国《每日邮报》早在1903年就感叹，出生率的下降“正开始威胁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主导地位”。一部在“一战”前夕出版的法语著作《德国的扩张》（TheExpansion of Germany，或许这是在有意回应西利早先的作品《英格兰的扩张》）担心，“繁殖力是日耳曼民族的永恒特征”以及“德国人口的增长会相应地为其……军力的增长提供担保”。^[1]与此同时，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曾担心“几乎整个斯拉夫民族都表现出了不竭的生育能力”。^[2]德国战时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担忧俄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像无比沉重的噩梦一样萦绕在我们心头”。霍尔维格的沮丧分析对德国下注这场机不可失的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3]欧洲人口——以及欧洲人定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在冲突发生前的变化促成了这场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事实证明，赛西尔·罗兹的奇特愿景——整个世界都“成为”英国的——压根不切实际；美国境内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者的想法——其他民族会被“同化”——也同样不切实际。的确，我们现在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一个因人口爆炸而进入现代、可持续工业社会之民族，也即来自不列颠群岛的民族的塑造：在媒体、国际贸易、外交和学术领域，英语是通用语言；英国人建立的国家是实力最强的；这个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具经济实力的民族。但是，如今他们不仅（例如，在不断崛起的中国力量面前）从世界舞台上的许多领域全面退缩，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中也大幅收缩。在云波诡谲的19—21世纪，可被唤作“盎格鲁-撒克逊后裔”或者具有更广泛不列颠群岛血统的民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数量都在不断下降。

看似无与伦比且十分独特的人口公式似乎只是一个先机。其他民族也学习采用了那些赋予盎格鲁-撒克逊人领先地位的技术，并且至少从人口角度看，这些民族追赶并超越了他们，进而对国际势力的均衡和历史后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过去70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一直是欧洲和北美以外的民族引领人口的潮流，但英国霸权的首个挑战者恰好来自其近邻。不出所料，允许英国人及其美国的兄弟民族先发制人的技术也曾被与其文化和地理上关系最密切的民族，即其他欧洲人所复制。正如人们料想的那样，新生事物很可能会出现在最接近原初创新之源头的人群中。

首先，紧随盎格鲁-撒克逊人步伐的是德国人和俄国人。他们是人口浪潮的引领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首个强劲有力的挑战者。接下来，我们会着眼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和具体时间，并转向一些失败者，即在这个当口逐渐落后的其他欧洲强权。（在此，俄国人也被视为欧洲人，我们并不会卷入19世纪末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爆发的那场激烈辩论——关于他们是不是欧洲人的辩论。）我们也将看到为何所有这一切都很重要，乃至可能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1]Andrillon,pp.70–8.

[2]Paddock,pp.66,74,87.

[3]Lieven,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