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45年以来的苏联和东欧集团：冷战失败背后的人口学

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数小时之后，政治局便选举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契尔年科的接班人。按照苏联的标准，他的年纪尚轻。契尔年科主政仅一年多，他是从病重后期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手中接过权力的，但契尔年科在后者的葬礼上甚至都无法行礼致敬（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撒切尔夫人的医生当时就已预测契尔年科也会在数周之内去世）。^[1]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提到的那样，他在考察国内情况时，“旋即面临了大量问题”。^[2]苏联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它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核大国，也是从民主德国一直延伸至越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但却正在显露严重衰败的迹象。

戈尔巴乔夫描述的诸多问题就像雪崩一样在本国身上蔓延，而这些问题又有着深入的人口根源。正如苏共领导层的老龄化所证明的，“无能的”高干们选举了契尔年科这位13个月后便死去的人。我们之前通过了解女王的家庭生活和生育率来获悉英国人口的大量信息，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苏联领导层的老龄化程度来获取其人口方面的大量信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老人政治主宰着这个国家，这种现象是苏维埃俄国人口退潮的表现。事实上，戈尔巴乔夫10年前就曾对安德罗波夫说，治理国家的政治局的多数成员都是“一只脚已踏入坟墓”之人。^[3]1917年的红色革命先锋们也已垂垂老矣，口中唠叨着再没人相信且令人厌倦的革命论调。政府机构的老龄化是整个国家老龄化的象征，或者至少是苏维埃俄国的标志。

正如快速的人口增长是苏联在20世纪中期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先决条件一样，人口的衰落同样也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与之缠斗的问题的基本面。的确，计划型经济系统是苏联经济的核心问题：为购买基本必需品排起的长队，工厂中的懒惰和腐败行为，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草率办法——这些都不能简单地归为人口问题。但无论经济中变化的需求是什么，苏联新生工人的匮乏（这是更早时期出生率放缓的反映）都让遮掩根本问题变得越发困难。而在过去，源源不断的工人流动让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得到缓解，并且创造了经济富有动力和增长的印象，如今从工厂或农场退休的人手与新加入的人手持平，这使得人们再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幻象了。

戈尔巴乔夫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国内经济表现不佳。往南边望去，映入他眼帘的是阿富汗战争，苏联军队已深陷其中多年。因为苏联军队未能掌控该国，当地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联在阿富汗面临的问题与其国内经济问题一样，本质上都不过是人口问题的表现。阿富汗的地形及其民众出了名的抵抗文化令莫斯科极为头疼，更不用说已从西方获取到支持的抵抗者了；但这一切都因为苏联军队无法再从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地带征召新兵而变得雪上加霜，他们只能越来越依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说多国语言的年轻人口，后者的忠诚度是可疑的，而且他们不通晓俄语这一点让战时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苏联人无法征服阿富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非常基本的人口数据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方面，它更关乎阿富汗的人口结构而不仅仅是苏联的。苏联解体时，阿富汗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10倍于它，而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人口增速比苏联还慢。苏联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33岁，阿富汗则不到16岁。

与前文一样，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历史中的反设事实，并且我们需要意识到苏联的整体情况要好于苏维埃俄国本土（正如上文所述，这本身也带来了军队可靠性和协同性问题）。然而，尽管存在地形上的挑战，里根政府对利雅得抵抗者的支持也充满热情，但我们会好奇，如果双方的人口形势调换，即苏联的人口很年轻且增长迅速，而阿富汗人口增长缓慢且不断老龄化，鹿死谁手也未可知。正如苏联较好的人口局势令其在面对老龄化的德国时处于优势地位一样，颓败的苏联人口局面也会让其在阿富汗生机勃勃的人口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年轻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哪怕数量较少，也不会那么容易在本国被打败，正如西方世界后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学到的教训一样。也许戈尔巴乔夫只是部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曾努力尝试解决苏联体制和苏维埃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僵化的体制到酗酒问题，从阿富汗宗教极端人士到西方（比如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意识形态上新出现的领导姿态——他面对的事实是，历史为他呈现的几乎不可能应对的人口局势。

[1]Gorbachev,p.155.

[2]Ibid.,p.171.

[3]Gorbachev,pp.1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