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出生：避孕简论

几乎总是如此，紧随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更长的预期寿命而来的，是每个女性生育孩子数量的下降（即更低的生育率）。但这种情况是如何实现的呢？当时还缺乏有效的避孕措施，即便有，其便宜程度和可获取程度也肯定未普及到全部人口。简单、便利的避孕药尚且要等上几十年，当时可用的避孕药不仅昂贵、麻烦，而且难以获得。

至少古埃及时代便已出现了某种形式的避孕手段，而且，至少其中一种控制生育的办法——体外射精（coitus interruptus）——曾被《圣经》记录在案。有证据表明，古埃及人就已经理解了延长母乳喂养期也会延长孕期，从而导致人口规模减少，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古埃及的年度人口增长率通常仅为0.1%。[1]斯巴达人以杀婴闻名，而这可能普遍存在于很多社会之中，尽管直到最近，这种行为和堕胎之间的界限都很模糊。生活在10—11世纪的波斯思想家阿维森纳就曾推荐人们使用杀精剂和杀精药水以浇灭激情，还曾推荐现在所谓的安全期避孕法（rhythm method）。天主教会曾在13世纪反对使用这些药剂（尽管并不反对精确计算性行为的时间），还提出了一种当时尚未被教会正式抛弃（虽然数据显示，多数天主教徒已经这样做了）的鼓励生育主义。而至少在18世纪，避孕套便已经在欧洲主要城市公开出售了，尽管常常是非法的，而且往往被用来预防性病的传播，而非避孕。[2]延迟断奶在很多地方都被理解为会推迟下一次怀孕的时间。

在许多地方，法律上的禁止会阻碍那些试图以最自然的方式施行计划生育的人。20世纪30年代，美国医生查尔斯·诺尔顿（Charles Knowlton）就因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哲学的果实，或者年轻已婚人士的私人伴侣》（The Fruits of Philosophy,or Private Companion of Young Married People）而遭到起诉、罚款并被判处强制劳役。查尔斯·布拉德劳（Charles Bradlaugh）和他那了不起的同事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她曾是一位郊区牧师的妻子，是领导火柴姑娘发动罢工运动的组织者，后来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于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出版了此书。布拉德劳和贝赞特也受到了起诉，但结局完全相反，这场审判可能对基本的避孕方法在那些能够担负得起的人中的普及工作起了较大作用。

尽管反对避孕宣传的氛围很浓，但其他意见也逐渐浮出水面。马尔萨斯曾呼吁人们克制欲望并晚婚，但受工人阶层欢迎的生育控制论者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认为这是个坏主意，并主张“到25岁都还没有性经验的女人……会变得脸色苍白和倦怠……紧张和焦躁不安会将她们吞噬”。[3]男性在这个时代对医学行业的完全支配——而且他们通常在性方面缺乏想象力——诞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性观念。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是19世纪有名的性犯罪作家，他曾提出“端庄的女人绝少希望自己有任何性满足。她投入自己丈夫的怀抱，但主要是为了满足丈夫，如果不是出于怀孕的欲望，则最好节省丈夫的精力”。[4]在一定程度上，生育率的下降是经由晚婚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女性会推迟婚姻，这也许是受到她们开始参与那些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工作的推动。（打字机发明于1868年，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得到广泛应用，打字员和文秘的需求应运而生，而且还常常被视为合适且“受人尊敬”的女性职业。）19世纪70年代，仅有10%的新娘在结婚的时候超过30岁；到爱德华时代（尤其在1906—1911年间），这一比例已经翻番。

因此，结婚的育龄女性人数变少了，而且很多女性的全部或者至少部分生育期都是在婚姻之外度过的，在一个体面观念越发流行的时代，婚外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不仅选择更长时间不结婚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婚外生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婚姻中的出生率也在下降。1905年，《柳叶刀》计算出，如果出生率保持在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则已婚夫妇每年生育孩子的数量将减少30万。

我们无法知道如此局面是通过禁欲还是仔细测定时间（要么在性行为过程之中，要么在月经周期内）实现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们的曾曾祖父母在内室中发生的事情依旧成谜，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寻得一些有趣的线索。身居社会顶层的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妻子玛戈·阿斯奎斯就曾对英国政客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寇松勋爵之女以及工党早期女议员）说，在她诞下第一个孩子后别着急要第二个：“亨利总是及时拔出，太有君子风度了。”[5]在这方面，阿斯奎斯明显比阿尔伯特亲王更加擅长和用心，维多利亚女王曾抱怨后者说：“噢，那些自私的男人——他们是所有人痛苦的源头——去了解一下他们那可怜的奴隶经历了些什么！一个可怜女人的微妙感受经历了何等的痛苦和羞辱……尤其在面对那些讨厌的医生时。”[6]

而在社会的底层，我们也并无理由设想世人的性行为与阿斯奎斯全然不同，尽管根据生活在英格兰东部沼泽遍布的农村地区的一位女性艾达·海霍（Aida Hayhoe）的回忆录，她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其中描述了她如何在“丈夫上床之后，长夜枯坐的情形：丈夫问：‘你不睡觉吗？’我说：‘我今晚睡觉之前要做点针线活。他们早上就要。你先睡吧，但这些活计今晚必须做完。’”。海霍夫人的动机很清楚：“看，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不想再要了。我妈就生了14个孩子，我可不想那样。为此，如果我一直做针线活，丈夫就会在我就寝之前睡着。这办法很简单，不是吗？”[7]

虽然生育控制的接受和普及运动仍在继续，但支持这项运动的新盟友（即优生学家）已经出现，他们重视且希望对被自己毫无道理地唤作国家人口“库存”的生育质量进行管理。

小家庭的趋势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城镇中现代化道路上热切拥抱核心家庭的人口，与那些留在农村并继续拥有大家庭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异已愈发明显。但英格兰是个例外。鉴于这个国家的规模较小，英格兰的农村居民可能离城市太近，而不会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一个相当大的城镇与哪怕最偏远的村宅的距离也几乎不过一小段铁路的路程。没有任何地方可与远离现代化影响的失乐园浓情法兰西[8]或者美国的偏远地区，以及暗无天日的俄国农村（距离最近的公路都要走上一天乃至更长时间）相提并论。因此，即便在农村，英国人也过上了城镇的生活方式，并朝着更小的家庭规模阔步前进。

[1]Iliffe,p.21.

[2]Wood and Suitters,p.91.

[3]McLaren,p.96.

[4]Ibid.,p.128.

[5]McLaren,p.119.

[6]Mullen and Munson,p.79.

[7]Armstrong,p.195.

[8]失乐园浓情法兰西（la France profonde），这个短语出自米歇尔·迪翁（Michel Dion）的批判文章，指的是去公有化的社会主义与经过改革的天主教会的结合，也指脱离了主导意识形态和巴黎影响的法国田园生活和文化，着意强调“深深”的“法兰西”味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