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列强的终结

伦纳德·伍尔夫回忆录的第二卷涵盖了他在20世纪头10年在殖民地斯里兰卡做总督时所从事的工作，这与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反映了奥威尔在缅甸战争期间履行类似职责的经历。尽管伍尔夫后来（甚至可能在当时便已然如此，只是不为人知）反对殖民主义，但他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自信、在可见的未来也会长存下去的帝国印象。奥威尔的帝国已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满怀自身的厄运之感。不用过多地深入阅读二人的作品，但他们的确让我们对帝国，尤其是其可能之运势有所改观。

在某种程度上，帝国气数已尽的这种状况有其人口学原因，而这不仅限于大英帝国。对所有源于欧洲的人口（包括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欧洲人等）的出生率下降和人数增长的担忧已经很普遍了。像罗兹或西利等人所处的尚可期待一个白人（更何况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然终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承认了非白人群体的绝对数量及其数量增长的潜力，以及欧洲人口增长的下降趋势。英国已经失去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之后的自治运动又从埃及一直蔓延到了印度以及更远的地区。欧洲人已不再相信自己能轻易地平息此类运动。

虽然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数总会反超，但欧洲人却因为相对于非欧洲人口规模而言，自身的人口惯性和动力明显停滞不前的趋势而受到刺激。同样，推动英国迎头赶上其欧洲近邻（然后又相对于这些国家有所后退）的增长模式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一方面，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角度看，人们并无预测战后婴儿潮的理由，但却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欧洲的出生率会保持低水平，甚至继续下降。另一方面，非欧洲人口最终也经历了曾经推动欧洲人口增长的相同过程，这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对改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如何提高印度和苏联人口数量的担忧也是有原因的。

与此同时，尽管殖民地的优势已初露锋芒，但随着“二战”的推进，传统的欧洲列强在美国和苏联面前已越发力不从心。美苏以不同的方式模糊地或部分地属于欧洲，前者是因为它位于另一个大陆，尽管其人口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后者则因为处于欧洲的边缘位置，而且的确已经超出了欧洲范围，再者，其东正教文化起源于拜占庭而非罗马。这两个部分属于欧洲的大国的崛起，是以牺牲欧洲核心国家为代价的。人口趋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最终被大量苏联军队及其广阔领土（当然，还有当地的气候）的优势所击败。上百万苏联人惨遭屠戮和被捕，开赴前线并最终失败被捕的苏联人也达上百万。正如德国将军曼施坦因所抱怨的，苏联军队就像条九头蛇，砍掉一颗头，又冒出俩颗来。^[1]当瑟瑟发抖的德国军队于1941年底抵达莫斯科城郊，或者他们绝望的同伙一年后身陷斯大林格勒战场时，无论前面已经有多少人被捕或毙命，苏联人都会不断涌出来，德国人眼前全是体现在战场上的深层人口惯性。

如果苏联人口并未暴增，德国经济也并未放缓，苏联最终也不太可能取胜。在20世纪头40年中，德国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仅略高于0.5%，而苏联虽然承受了内战的破坏，但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也接近1.4%。^[2]因此，虽然德国人口在世纪之交仍占苏联的一半左右，但是到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这一比例已降到略高于1/3的水平了。德国人的组织方式，即便在1914—1918年间同时在西部发动全面战争时也盖过了苏联的人口优势，但在1944年西线开启之前，苏联人口已将其全面碾压。当然，其中也存在其他重要且相互抵消的因素，例如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工业化进程，斯大林一开始对军事行动的管理不善，希特勒对手下将领的干涉，以及德国未能恰当地装备其部队以进行冬季战争等。还有希特勒和斯大林疏远苏联西部非俄人口的能力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二战”期间东部战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残酷的人口数字对抗这一事实。战争期间，苏联拥有3400万武装人员，他们全都在同一个前线战斗，而德国的1300万军队则分布于东西各条战线。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二战”期间的美国。其经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人口规模的产物，但这种规模本身就十分重要。人口和机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无限供应让美国成了德国眼中无可匹敌的国家。同样，比较两国的人口规模也能提供一些启发：德国在世纪之交时的人口规模几乎是美国的3/4；而到美国加入“二战”的时候，它所面对的德国人口仅为自身规模的一半。

随着美国人口规模达到了任一欧洲大国的数倍级别以后，欧洲大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都已终结。拥有更大市场和更大经济规模潜力的美国能够从人均收入方面超过英国，但与绝对经济规模相比，更具决定性的则是其人口规模。1870年，美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几乎是英国的1/3左右。到1950年，美国的人口规模已是英国的3倍，经济规模则是英国的4.5倍。从人均角度看，这两个经济体的相对地位已经逆转，但衡量其相对规模变化更具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则是其相对人口规模的变化。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下的世界也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口实情中加以预测。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在其辽阔土地和人口增长潜力的支撑下，已经和欧洲国家拉开了距离。实际上，100多年前的法国政治理论家和旅行家托克维尔便预测，苏联和美国会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二者无论哪个”，他写道，“似乎都承载着天意来左右另外半个世界的命运。”而正是美国快速增长的人口及其维持人口增长的能力，是欧洲传统强国所无法匹敌的。^[3]

若无经济和工业的增长，中国这个人口巨人仍会一直沉睡，但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其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规模也齐头并进。世界强国以及全球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已无可避免，尽管欧洲帝国的衰落并不仅仅在于欧洲人口主导优势的减弱。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凡尔赛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迫使国际联盟凌驾于欧洲各国之上，并且以“委任统治”取代“殖民地管理”，这种观念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然而，威尔逊能够强制推行这一主张的事实反映了美国人口增长的成功。这种现象预示了一个直到1945年才完全成形的世界，美国在其中已全然不再是“西方”的附属，它本身就代表了西方。这个新世界由人口浪潮创造，潮起潮落都左右着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的所有人口都以从前似乎难以想象的方式被动员起来。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对当时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一无所知，她们只是在偶尔遇到几个英武的军官或水手的时候才对此有所耳闻。大约一个世纪后，她们的女性后代就和欧洲大陆的女孩一样忙着寻求胜利、确保国家的食物供应或者在兵工厂里工作，以满足前线炮弹或坦克的供应。飞机的发明以及随后的轰炸意味着她们在自己坚固的岛屿上也无法避免直面战火。当社会能够并且愿意将整个人口召集到战争中时，人口数量便具备前所未有的意义了。

1945年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战火再次在遥远的土地上燃烧，本土几乎不受影响。新的社会和经济趋势逐渐显露，而此时引领潮流者是西方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

[1]Stone,p.145.

[2]Maddison,pp.182–5;Livi-Bacci,Population of Europe,p.132.

[3]De Tocqueville,pp.399,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