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恐惧：对人口均势变化的反应

20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增长仰赖其之前争取的时间。英国人口在此前一些年中增长迅速，因此很多年轻人选择生育，离世的老人也不多。这意味着，即便每个母亲生育更少的孩子，仍有大量新生儿填补死亡缺口。这是个出生率高企但生育率逐渐下降的例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母亲生育的孩子数量会越来越少，人口规模也会相应趋于稳定，然后开始下降。由于当时的人口研究还相当落后，因而这种情况并未被充分理解，很多人还很自得。尽管如此，这段时间的英国首次出现了被称为“反马尔萨斯主义”的证据，或者说对人口规模不够大（正如马尔萨斯曾担心的那样）或变小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新鲜。

世人常常担忧自己国家的人口规模，特别是与竞争国家相比的人口规模。法国人在普法战争的决定性失败后便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十分偏执。法国第三共和国早期的一位评论者曾抱怨道：“法国政府是个‘单身委员会’，它掌管的这个国家的人口正在不断减少。”而英国的情况则是一个国家首次有意识地应对现代化进程造成的人口下降的例子。当时有“种族自杀”的说法。1906年，英国妇科学会会长约翰·泰勒（John Taylor）对自私的夫妇们使用避孕药具感到“极度不满和恶心”，这与医生保护生命的爱国的努力背道而驰，她补充说：“所有这些努力都被一笔勾销，就好像因为当代人的恶毒和不自然的习惯从未存在过一样”。^[1]

正如优生学家的出现所表明的，英国人不仅关注人口的数量，而且还关注其质量。在20世纪初的布尔战争期间，军队招募人员就抱怨来自市中心工薪阶层的男孩健康状况不佳，患有佝偻和哮喘。有人担心，英国城市内部正在培养于军队不利的群体，而帝国在击败布尔人时面临的困难则是一记警钟。与此同时，某种唤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正蔓延开去。受达尔文几十年前描写动物和物种如何为种族延续进行生存竞争等作品的启发，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看到，各国也参与到这种斗争之中。他们开始担心德国的人口不仅会增加，而且这些人口会比伦敦东区或者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男孩更健康、更强壮。劳合·乔治和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推动的福利政策（一直持续到当时都十分落后）也部分助长了这种想法。其他人则在优生运动的推动下，倾向于让最不适合的人淘汰出局，而非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名叫约翰·贝里·海克拉夫特（John Berry Haycraft）的博士和优生学家便在其1895年的著作《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Darwinism and Race Progress）中称赞了结核病，他评论说：“如果我们消灭了传染病，就会让这些贫穷类型永久化。”^[2]

对人口增长放缓的担忧也成为媒体关注的问题。1903年《每日邮报》就曾担心与放缓的出生率相关的“种族衰退”问题。它认为胜利属于“大型单位，完善的托儿所才能造就国家和种族的优势”。《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的编辑约翰·艾尔弗雷德·斯彭德（John Alfred Spender）也在1907年提出，生育率下降通常被视为“衰退的迹象”。世人对人口数量的担忧又因为詹姆斯·巴克莱（James Barclay）于1906年发布的人口质量问题调查结果而变得更加复杂。此项调查表明，富人生育的孩子更少，而穷人则人丁兴旺。在生活艰难得多的马尔萨斯时代，富人可以承担更多孩子生存之所需，而穷人则会失去更多孩子，这意味着富人相对于穷人的自然人口扩张（因此，对无尽向下社会流动性的担忧也往往成为19世纪小说的驱动力，比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说便以此为主题）。

现在，这种情况似乎已经逆转，富人更愿意选择小家庭，而穷人也能够维持更多孩子的生存所需。^[3]在1911年的伦敦，富人区汉普斯特德的出生率为17.5‰，而伦敦东部穷人区肖迪奇的出生率则高达前者的两倍。^[4]国家利益在人口问题上的表现则是国家出生率委员会（National Birth Rate Commission）的成立，该委员会并非由任何官方机构设立，而是由全国公共道德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ublic Morals）设立的，其发布于1911年的宣言得到了3名国会议员、剑桥大学两所学院的负责人、7位主教，以及诸如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费边主义先驱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后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等人的支持。这个委员会由主教博伊德·卡朋特（Boyd Carpenter）和迪安·英奇（Dean Inge）院长主持，其副主席是此前担任副检察长的约翰·戈斯特（John Gorst）爵士。委员会于1913年开始运作，其成果发表于1916年。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并不是食物和住宅的不足，而是避孕措施的使用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委员会并未明确说明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国家权力和声望的下降，并且还从西北欧的出生率整体下降的证据中得到一些安慰，但随着国家被卷入“一战”，报告引发的兴趣却至少表明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心中的突出地位。尽管该委员会并不隶属于官方，但媒体却对其争相报道，首相阿斯奎斯在下议院表示，在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之前，不会有任何皇家委员会介入这个问题。^[5]

在一个谄上欺下犹如种族主义不必道歉一般的时代，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人声称民族的质量会无可避免地下降，社会的精英阶层将消亡、群氓滋生，乃至最好和最高贵的“血统”（如今使用的术语是“基因”）被劣质血统驱逐。这将成为优生学的开端。在那个时候，它似乎不仅是阶层问题，还是种族问题。1906年，《柳叶刀》报道了后来的帕斯菲尔德勋爵和费边运动、工党创始成员悉尼·韦布（Sydney Webb）的工作，他哀叹“每年1/5‘正常’婴儿收成”的损失，还将其视为“一场严重威胁我们种族未来福祉的国家灾难”。问题不仅在于总体人数的下降，还在于民族构成。韦布感叹说，半数人口都在限制家庭规模，而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犹太移民却在“随心所欲地生育”孩子。^[6]

并非所有人都对出生率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放缓表示担忧。像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约翰·麦金农·罗伯逊（John Mackinnon Robertson）等人则对“有关国家活力衰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将灭绝、高等种族活力的下降以及其余所有类似言论中的修辞术”深表遗憾。但各种声音都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更小规模的家庭可以改善福利，并且它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较小的家庭将允许父母更多地照顾孩子，并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抚养。^[7]

英国人对人口增长放缓的担忧不仅与该国本身的情况有关，而且这种情绪还因为与德国与日俱增的竞争感而加重。英国视德国为实际或者潜在竞争对手的原因，不仅在于后者经济活力及其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量，也不仅在于它对殖民地和海军的诉求，还在于其人口的增长。人口是德国对英国构成挑战的基础。

英国人对自身相对人口规模下降的担忧尤其取决于它与德国竞争日益激烈的人口维度。曾是奥匈帝国公民的埃米尔·赖希（Emil Reich）于1907年出版了《德意志膨胀的头脑》（Germanys SwelledHead）一书，该书于1914年再版。该书认为，德国人期待人口规模在1964年达到1.04亿，1980年达到1.5亿，2000年达到2亿。很明显，爱德华七世敏锐地发现了赖希的著作并阅读过，这位英国君主通常以其对德国，尤其对其侄子威廉二世的反感而出名。这位英国国王曾向军队将领以及达勒姆主教等人推荐此书。^[8]

不仅英国人会担心德国的人口增长（更多的英国人还会担心德国在经济和海军方面的竞争），法国人亦是如此。法国的人口规模比英国小很多，也远不如德国，他们至少从1871年法普战争失利、阿尔萨斯-洛林被割让以及之后德国统一以来，便开始担心本国的出生率和征兵率了。对法国人口下降的普遍担忧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甚至更早，尽管很明显到“一战”爆发时，德国人口增长正在放缓。1910年德国人口仅增加了80万，而非5年前的85万。^[9]饶是如此，世人仍担心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停滞，而且德国人总是拥有更大的家庭，其人口规模到1950年时将达9500万。最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担心德国的人口增长会让它在战场上，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保持领先优势。^[10]

因为自身人口的迅速增长，美国人几乎难以从人口的角度感受到自己与德国的差距。此外，在美国看来，即便德国人口和军事实力如法国乃至英国所担心的那样转化为入侵军队，也并不对自身构成直接威胁。相反，美国担心的是居住在其境内的大量德裔人口。这种恐惧由战时支持同盟国立场的人以及奉劝美国提防后来唤作“第五纵队”^[11]的人引起。其中一位灾难预言者霍华德·皮彻·奥基耶（Howard Pitcher Okie）在其骇人听闻的《美国和德国隐患》（America and the German Peril）中指出，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1915年美国将有1337775名德裔男性，其中40%的年纪在20～40岁（因此，他认为这些人很可能已在德国服过兵役），而美国境内有多达1000万人要么生于德国，要么其父母生于德国。奥基耶继续指出，仅生活在纽约的德国男性数量就达美国陆军中相应数量的两倍。^[12]

德国对自身人口增长的看法并不明晰。他们可能向来以此为傲，至少赖希认为如此（尽管可能从未达到盎格鲁-撒克逊人那般支配世界的程度，就像我们上一章讨论过的那样）。作家和国际法学家保罗·罗尔巴赫（Paul Rohrbach）出生于波罗的海，他同时也是德国世界霸权的鼓吹者，他认为德国的人口增长应该被解释为“天赋权势和道德力量”的标志。^[13]另一方面，正如英国的情形一样，“一战”前的德国人也认为底层人口比上层人士生养更多，他们从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观点的角度理解此事，这又与英国不谋而合。社会评论员费迪南德·戈尔德施泰因（Ferdinand Goldstein）就德国人口过多发出过警告，并担心“这些阶层会占领世界”，从而造成“庸众的胜利，就像如今的法国一样”。此外，虽然德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比英国快，但却比俄国慢，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德国人的担忧。^[14]

正如英国一样，向东方张望的法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忧心于德国的人口，而环顾东方的德国又担心俄国的人口。我们可以从当时德国学者和记者的作品中看出这一点，虽然这些人早已无人记得，但却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们在“一战”临近前帮助营造了一种竞争和仇外心理氛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战”的爆发。尽管费迪南德·戈尔德施泰因担心不该生的德国人生了太多，而该生的又生得太少，但他更担心“真正的危险是斯拉夫人的盲目滋生”。弗里德里希·伦内（Friedrich Lönne）则在1917年撰文称，德国人口增长的放缓会削弱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则会篡夺我们的世界经济地位”，进而“德国就会丧失其有利地位”。^[15]“一战”以前，德国想尽办法通过立法的方式阻止避孕手段的传播，但多数努力都是失败的，带头推进这些措施的天主教中心党的全部动机都是出于对公共道德的关注，而非对德国军事或经济实力的真正关切。战争结束以后，汉斯·阿尔布雷希特（Hans Albrecht）担心，“归根到底，比《凡尔赛和约》的全部裁军条款更致命的，是德国压根没有足够扛枪上阵的人”。

俄国人口的增长似乎无穷无尽，这构成了德国评论家们真正忧虑之事，正如法国评论家似乎也认为人口增殖和德国特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像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等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对俄国不可遏制的崛起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后者人口、工业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都对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做出“机不可失”的战争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据贝特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记录，贝特曼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曾谈道，“俄国日益增长的诉求和强大的爆发力”会“在几年之内就让德国招架不住”。^[16]

不仅较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的人口增长与其后来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局面也对后来者更有利；而且现在这种差距已被注意、讨论并引发了担忧。此种担忧促成了国家间的竞争和紧张氛围，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这代表了“一战”前的国际环境并对国际关系造成了破坏。

然而，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首先，人口仅是带来担忧的一部分；英国更担心的是德国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的赶超，而不仅仅是后者在人口增长和调遣等方面的后来居上。尽管德国异常关注俄国的军力增长，而且也已坦然视之，但相伴而生的人口增长却并非其主要关注点；德国更关心可能在未来制造麻烦的问题，而在当时造成问题的商业竞争则是更直接的关切。第二个条件是人口的忧虑并不仅仅集中在国际竞争问题上；当时仍存在马尔萨斯主义者，而且也可能出现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会是个问题，而英国和德国的另外一些人则更关心人口增长带来的国内影响（底层人口生养太多），而非人口的总体规模或国际规模。

结合优生学家们对国家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关切，“一战”后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者将为“二战”奠定基础。尽管如此，战前国际紧张局势中的人口因素依旧真实存在，而且从国际竞争的其他方面看亦不可避免，各方已注意到人口增长率的显著差异，它们的回应方式也值得重视。

[1]McLaren,p.11.

[2]Mclaren.,p.149.

[3]Garrett et al.,p.5.

[4]Wood and Suitters,pp.157–8.

[5]Soloway,pp.22–4;National Birth-Rate Commission,pp.36–8.

[6]The Lancet,10November1906,pp.1290–1.

[7]Soloway,p.5.

[8]Reich,pp.120–2.

[9]Quinlan,p.11.

[10]Andrillon,pp.70–8,本书作者的译文。

[11]第五纵队（fifth columnists），该词起源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Quinta columna”，原指在马德里城内呼应埃米利奥将军攻占该城的间谍人员。1930年以后，该词也指在美国境内从事间谍任务的外国人员。——译者注

[12]Okie,p.15.

[13]Paddock,p.66.

[14]Woycke1988p.133.

[15]Woyeke.,p.134.

[16]Paddock,pp.66,74,87;Lieven,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