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者英格兰

专家们对哪个因素——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还是人口的大幅增长——首先出现及它们的因果关系莫衷一是。无论是人口增长刺激了工业起飞，还是工业起飞让人口增长得以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无论哪一个在先，若无另外一个则无法走得太远。只有大规模的工业人口能够为工业起飞和世界规模的制造业补充人手，也只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出口才能让不断增长的人口维持下去。发端于英国的人口浪潮逐渐席卷全世界，撼动了各国、各大陆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口爆炸先是让英国和当时更大范围的欧洲各民族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然后又在迫使它们回撤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人口浪潮的故事。在本章中，我们会描述这个逐渐席卷全球的浪潮的发端，它起源于不列颠群岛的居民，以及当时被唤作“盎格鲁-撒克逊”的姊妹民族中间。

不列颠群岛是人口革命开始的地方。我们的重点在于了解其原因，它何以称得上是革命，及其与以往类似事件的真正不同之处。人口的迅速扩张并不是头一遭。然而，始于18世纪末的英格兰并贯穿整个19世纪的人口扩张，首次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生。因此，发端于19世纪的事件就不只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人口数字的起落了，而是一个波及全球的持续转变模式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它都带有革命性：从时间坐标上看，这次人口增长不仅快速而且具有可持续性；从空间坐标上看，它建立了一个逐渐在全球范围起作用的增长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得自英格兰或者得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与得自大不列颠的明显不同，后者包含了苏格兰，而联合王国的数据也有所不同，它在这一时期还包含整个爱尔兰。可资获取的最佳数据主要得自英格兰。）

为了理解英格兰的人口起飞，我们有必要将视线拉回到几百年前，并一直回溯至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以及莎士比亚时代。当西班牙舰队启航之时（后来战败），当莎士比亚炙手可热之际，英格兰人口约为400万。而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当地人口约为少得多的300万。按历史标准，半个世纪1/3的增幅是迅速的（相当于每年增长0.5%出头）。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基本上是和平与繁荣之所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尽管当时也存在宗教争端——其内部贸易及其与欧洲的贸易也都处于扩张态势。此外，当时的英格兰仍处于黑死病、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末其他灾害造成的惨淡光景后的恢复期，这些都导致了人口规模的缩减。因此，当瘟疫消失、局势渐趋稳定后，就有足够多的土地供养更多的人口了。彼时所谓的“快活的英格兰”（Merry England）并不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怀旧商人的虚构。人口的增长通常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16世纪的都铎王朝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的确是快活的，至少与刚刚过去的日子和后来一些时期相比的确如此。

随着内战和瘟疫的再度袭来，英格兰的人口增长逐渐放缓，并在随后的17世纪发生了小幅缩减，但在18世纪早期又恢复增长。^[1]18世纪上半叶的年均人口增幅约为0.3%，下半叶则在0.5%左右。情况至此都还不错，从历史的角度讲倒也再正常不过。然而，这却是局势发生永久性改变的时刻，人口浪潮开始沿着前所未见的路径袭来。英格兰的人口增长在19世纪逐渐加快，尽管有大规模人口迁出，但其年均增幅仍在1.33%左右。以1811—1825年为例，排除迁出人口影响后的自然增速峰值可达1.7%以上。^[2]如此增速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快得多，无论是黑死病之前的中世纪盛期还是都铎治下的“快活的英格兰”时期都难以企及，这为英格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当人口规模——或其他任何事项——以每年1.33%的速度增长时，其总量50年便可翻一番，再过50年则会再次翻番，这便是英格兰的人口在19世纪经历的发展过程。

就在这场人口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终于确定了这场革命所颠覆的“旧体制”。马尔萨斯是来自英格兰南部繁荣之郡萨里的一名乡村牧师，他找到了他认定的历史规律。在其1789—1830年间撰写、出版并逐步加以修订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增长的人口总会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而这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穷苦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主张战争、饥荒和疾病会将人口规模降低至土地可以供养的水平。至此，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共享可资获取的资源的人也减少了，于是，活下来的少部分人中每个人可资获取的资源份额就越大，这能让他们过得更好、活得更长，从而养育更多的后代。但如果不加以“阻止”（生育控制）或“约束”（晚婚和禁欲），人口规模很快就会恢复至自然的极限，普遍的苦难也会再度袭来。正如马尔萨斯所言：“人口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地球为人提供生存能力的承载力，人类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迎来过早的覆亡。”^[3]

尽管马尔萨斯已经为到那时为止的人类发展提出了一个标杆式的解释，但就在他著书立说之际，他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家乡英国先后上演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食物的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随之发生了转变，这让当地人口规模的增长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的限度。^[4]人口规模不再受地域生产的限制。一个工业化国家可以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其产品，并购买来自全球的食品。新的农业技术意味着更多的产出。例如，18世纪的时候，新的播种和轮作技术便提高了农业产量，到19世纪，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日益提高。19世纪早期，每英亩^[5]土地的产出增加了50%左右，而到19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大片新开垦的土地也已用上欧洲的技术，远在欧洲的人也能购买这些机械了。

随着新土地不断被开垦，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逐渐被新居民替代甚至灭绝。现代农业技术逐渐占领这些土地，作物开始被运输并销往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这意味着上百万英亩的额外土地也可被用于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而实际上，英国是通过开垦大片新土地并在上面使用最新的种植技术来推动其人口增长的。仅在马尔萨斯时代，这种全新的、更高效的和多产的世界才是可以想象的。如果马尔萨斯在这场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生活和传教，或者前往新世界的社区中服务，他可能就会对人类崭新的未来有不一样的领悟了。但生活在萨里乡下让他错失机会。

并非所有人都将英国人口的增长视为国之福泽。随着人口的扩散，大量土地和不同文明的出现，知识分子——不仅是那些可能不被重视的保守派或反对派——中间明显出现了担忧情绪。1904年，《泰晤士报》哀叹伦敦南部郊区正在成为“一个异常单调、丑陋和沉闷的地方”。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绝望地认为“如今英格兰一半的地方都成了杂乱无章的郊区”，他还谈到了无尽的街区和平淡无奇的房屋“像肿瘤一样疯狂增长”。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则毫不掩饰自己对大众抱持的种族灭绝式的态度：“如果按我的想法来，我会建造一座水晶宫那么大的毒气室……然后将大街小巷中所有老弱病残统统关进去。”

知识分子对底层人民充满势利的轻慢态度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此处表达的特定厌恶（和憎恨）情绪则可视为知识分子对前所未见的人口增长的真实反应。德国哲学家尼采比任何人都更为直白和惊人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生存的权利，对高贵之人来说，他们不过是一场灾难。”^[6]当人口规模较小且毫无变化，以及多数穷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这种情绪不太可能那么明显被感知到。

[1]Wilson,p.787.

[2]Wrigley,pp.348–9.

[3]Malthus,p.51.马尔萨斯的想法在其各版论述中都有所推进。他越发倾向于认为，随着生育控制和晚婚的出现（就像在西欧观察到的那样），社会可以避免极度的苦难局面。对马尔萨斯的思想发展，以及对马尔萨斯是否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解释可参见Wrigley,pp.216–24。

[4]工业革命的概念及其出现的时机本身就很复杂且存在争议性。Wrigley（pp.64–5）曾描述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断裂，即从根本上利用短期光合作用生成的有机产品来满足食物、燃料、住所和衣物之基本需求的阶段（例如，食用当年的谷物，燃烧至多几百年树龄的木材等），到能够从光合作用中发掘上百万年累积而成的能量阶段的转变，后者最初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煤炭实现的。因此，Wrigley对英国18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和从更早阶段发展到19世纪初的事情（例如荷兰的情况）做出了明确区分。

[5]1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编者注

[6]Carey,pp.46,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