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振动

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中东地区的战争和饥荒也会造成人口减少，而好的年景又会带来人口增长。然而，唯当现代化进程在此展开时，人口才能踏上一条可辨识的道路，而非某种随机发展。尽管中东许多地区到“一战”结束时结束了土耳其的统治，但欧洲各帝国也在不断扩张，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了埃及和北非，德国人则对奥斯曼帝国影响日深。欧洲人的占领和控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人口转型。

与其他地区一样，此地的数据可能并不完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始于1831年，并不比英国和美国晚多少。奥斯曼帝国的很多记录都有局限性。这通常是由于收集数据的目的在于评估可为部队招募的兵力，所以专注于男性穆斯林，因为只有男性才会被招募。这些数据通常是在几乎没有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编制的，从而产生了交叉性问题。尽管如此，早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确实至少提供了一个划定人口评估基准的有用基础。[1]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统计因其边界持续变动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多数时候是在收缩的。土耳其人受到新兴的巴尔干基督教民族的攻击，例如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希望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也希望从俄国对高加索地区永无休止的压迫，从英国和法国扩张的帝国，以及从意大利人手中最终获得独立，他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基于1884年和190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其间的领土范围大致相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在这期间从1700万增长到了2100万，年均增长率仅为略低于1%的水平。[2]

相比之下，尽管英帝国的大量人口外迁到了北美和英属自治领，但英国在整个19世纪的年均增长率都保持在了1%的水平，而奥斯曼帝国似乎是在大规模移民的帮助下才达到这一增速的，特别是来自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移民，多达500万穆斯林在20世纪早期逃离了这些地区。[3]这些难民试图避开俄国和新兴的巴尔干国家等基督教势力的领土扩张，后者会采取如今所谓的清洗政策，难民们会跟随奥斯曼帝国军队撤回到帝国日益萎缩的领土范围内，这有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

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对待境内的基督教徒通常要好一些，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更糟。“一战”时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就覆盖了安纳托利亚东部超过100万亚美尼亚基督徒。[4]不久之后，新政权也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希腊人实施了类似的杀戮、驱逐和强制同化行为，这是对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希腊人的野蛮入侵行径的某种回应。[5]

穆斯林从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涌入奥斯曼帝国时，北非发生了另外一种移民浪潮，即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先是到达了被法国征服（始于1830年）的阿尔及利亚，然后涌入突尼斯，接着法兰西帝国再次将其纳入版图。到1900年，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已超过50万，其中40%并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来自南欧国家。到1911年，在突尼斯的欧洲人已超过20万，其中多数来自意大利。[6]正如在美国内部和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一样，当时不断膨胀的欧洲人口可能会对这个地区造成必然且不可逆转的民族与人口结构转变。然而，与南非类似，情况并非如此。从人口的角度讲，欧洲人来得太少也太迟，他们遭遇了当地人口旋风的初次萌发，后者的数量也在增长。1941年，阿尔及利亚生活着100万欧洲人，这个数量与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入侵时的原住民总数大致相当。然而，此时穆斯林数量已增长到650万。[7]

如今，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仍遭到广泛抵抗，并且理由正当，就像人们看待奥斯曼帝国之于巴尔干半岛更长时间的影响一样。但欧洲殖民主义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在于刺激了当地的人口膨胀，这些人口最终被证明是殖民主义的掘墓人，其创造的人口环境让欧洲的统治无法继续。到21世纪，阿尔及利亚几乎没剩下欧洲人，而法国境内却生活着大量北非人口。这并非法国当时占领时所期望的结果，当时的欧洲人似乎所向披靡。当然，许多因素都曾促使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的统治，但我们难以想象，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殖民人口在面对当地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统治下去——这对阿尔及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难以给出欧洲帝国意志的丧失、殖民地人口增长的信心与其人口转变之间的直接关联，但间接证据却有力。“一战”后，欧洲列强不仅掠夺了殖民地，国际联盟还授予它们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这更可能与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相关，而非仅仅事关人口因素。然而，对战后欧洲的仔细观察表明，帝国的情绪出现了变化。在这个阶段，中东和北非社会的人口转型才刚刚开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尽管随后死亡率的下降会推动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仍然会受到传统上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北非1866—1868年发生的饥荒造成了30万人死亡，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定期暴发的疾病则让阿尔及利亚年均死亡率从低于20‰上升到35‰以上。[8]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设定的时期就是战争之后不久的阿尔及利亚，尽管它可能与很早之前的霍乱暴发有关。不过，瘟疫不应该完全被认为是过去的事，就在2003年，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就至少发现了10例黑死病病例，此地刚好是加缪的小说设定的小镇。[9]

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也很好地说明了此地这个时期的人口动力机制仍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埃及1800年的人口规模很可能并不比该国1300年时更多，甚至也不比公元纪年开始之时（三四百万）更多。[10]然而，其人口规模在19世纪增加了两倍多。人们在很早的年纪就结婚了，20世纪30年代，16～19岁结婚的姑娘占比接近1/3（在这10年间，这一比例约为西欧的5倍），而出生率则持续保持在40‰以上。[11]死亡率会波动，而且仍然会定期受到霍乱暴发的影响，但这些事件的影响正在减弱。由于人口饮食、住房和卫生设施不良，当地健康水平仍然很低。然而，即便现代化带来的有限且基本的影响，也足以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并未经历实质性流入和流出移民潮的埃及人口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翻了一番，这意味着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这一速度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类似。[12]

从20世纪中期起，此前零散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变得更加一致、统一和强劲。人口浪潮正在蓄积力量。普通民众的物质条件充其量仍旧很薄弱，但此地交通、教育和医疗设施的逐步改善与别的地方并无二致。结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英国首次出现的模式又得以再现，随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复，尽管后来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以往一样，婴儿死亡率是当时情况的良好指标。就整个北非而言，这一指标在1950—2017年间已从20%下降到3%以下。同一时期，在也门这个中东和北非最贫穷的国家，这个指标从1/4下降到了1/20以下。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例如，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利比亚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左右增加到了70岁出头）。在发生人口转型的典型国家中，生育率首先得以提升。通常，伊拉克和沙特女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都保持在平均生育6个孩子。

其结果与其他地方观察到的模式一致，即人口规模的膨胀和社会的极端年轻化。同一时期（即上文提到的1950—2017年），尽管大批人口移居法国，但1950年时埃及的2000万人口正快速接近1亿大关，而同期阿尔及利亚的900万人口则已增加到4000万以上。简而言之，人口规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增加4～5倍已成常态。[13]正是这种现象成为人口旋风的核心，即后来的人口转型往往更加激烈，并且会导致更快的人口增长，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在内的战后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增加至此前4倍的时间仅为英国的一半。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最后发优势”（last mover advantage），它意味着率先完成人口转型的欧洲民族会在数量上被后来者超越。

然而，与其他地方一样，此处人口浪潮的威力也开始消退了。随着中东社会的城市化和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其生育率也急剧下降。如今的埃及女性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非20世纪70年代的6个。利比亚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时会生育7.5个孩子，如今则不到2.5个。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甚至也门女性的生育率也已经降低了一半。然而，生育率下降的奖章属于伊朗，伊朗的生育率从伊斯兰革命初期的6以上降低到了20年后的2以下。这些成就——持续走高但接着骤降的生育率、延长的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规模暴涨，以及对所有这一切意义的理解——不仅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撼动着中东和北非的发展势头，而且也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

[1]Shaw,p.325.

[2]Shaw.,p.334.

[3]Karpat,p.55.

[4]Kévorkian,p.535.

[5]Pelham,p.37.

[6]Reinhard,p.449.

[7]Ibid.,p.461.

[8]Reinhard.

[9]BBC News,10July2003,http://news.bbc.co.uk/1/hi/world/africa/3056921.stm（impression:14August2017）.

[10]Iliffe,p.161.

[11]Baer,p.14.

[12]Ibid.,p.25.

[13]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