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说宇宙演化理论

在对宇宙生成演化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古人有着多种多样的见解。择要言之，这些见解可以分为三类：不变说、循环论、演化说。

主张宇宙不变的，以《庄子·知北游》记载的孔子师徒的对话为代表：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晋朝郭象注解这段话说：“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时。”即是说，古时与现今一样，宇宙并不存在生成演化问题。董仲舒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之说，亦可归于此类理论。

用循环论观点解释宇宙生成演化，这在《庄子》书中已有萌芽，佛教的传入，加重了这种倾向，最终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宇宙循环论学说。《隋书·经籍志》对这一学说有所描述：

“佛道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自有此天地已前，则有无量劫矣。”

这一学说对中国人影响颇大，在后世一些哲学家和文学家身上，屡屡可窥此

说之影子。

但是，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宇宙逐渐生成演化的观点。这一观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比较普及。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反映出上古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即已透露出宇宙早期是浑沌的，经过演化逐渐形成后世所见形状的思想萌芽。诗人屈原脍炙人口的诗篇《天问》，开篇伊始就提出了与天地起源有关的问题，也反映了这种认识。哲学家老子则直截了当提出：“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首创五德终始学说的驺衍，善谈天事，齐国人称其为“谈天衍”，他主张宇宙创生学说，到处“称引天地剖判”，推演“天地未生”。驺衍的学说在当时诸侯国中受到普遍欢迎，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对之有生动记述，很能说明问题。

承认宇宙是逐渐生成的，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宇宙由何而生？老子《道德经》回答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庚桑楚》也说：

“万物生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

这里所说的“有”、“无”，是一对哲学范畴，分别表示生成天地万物的原初物质的存在与否。老庄主张有生于无，这有其内在的逻辑依据，因为就任一具体事物而言，都是由不存在到存在，即是由无到有的。由此推而广之，把宇宙视为一个整体，而且认为它是逐渐生成演化而来的，那么，在其存在之前的阶段，自然就是“无”了。三国时王弼在为老子《道德经》作注时，对此做了总结，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这样说，是逻辑的必然。

可是，逻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绝对的无怎么能产生出有呢？西晋裴頠《崇有论》就明确提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认为绝对的“无”不能产生“有”来。对此，即使睿哲如老子，也只能模糊其词地解答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当然难以令后人满意。

为了避免“有生于无”的困境，古人对这一命题做了修正，认为无不是无有，而是无形。这里“形”指固定的形体，无形，指没有固定形体的生成宇宙万物的原初物质，即所谓浑沌不分的气。《淮南子·原道训》指出：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淮南子》的这一修正，既满足了讨论这一问题所不可避免的逻辑要求，

又解答了人们关于无如何生出有来的疑窦，把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推进，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学说的繁荣，这首先就体现在《淮南子》书中。

《淮南子》多处涉及宇宙生成演化问题，其中以《天文训》、《精神训》、

《俶真训》论述最为详细。而《天文训》的论述尤具代表性：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

综合这段话及《淮南子》别处的论述，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宇宙演化

图景：宇宙初始是一团浑沌不分的气，由这团气中产生了时间和空间，这导致阴阳二气的分离。阳气体性轻清，飞扬上升而为天；阴气体性重浊，凝结聚滞而成地。阴阳二气的集聚，导致日月星辰的产生；阴阳二气的推移运动， 造成四季往复，万物衍生。宇宙万物就是这样逐渐演化而成的。

《淮南子》绘出的宇宙演化图景具有典型性，后世的宇宙演化学说，大多是在《淮南子》宇宙演化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易纬·乾凿度》、王符《潜夫论》、张衡《灵宪》等著作中的天地起源理论。《乾凿度》对气演化过程作了阶段区分，给出了代表不同阶段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专有名称。阶段性概念的出现，标志着认识的深化，也有利于展开讨论，因而广泛被后人采用。王符的宇宙演化学说则特别强调人在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人既是宇宙演变的产物，又可以参与宇宙演变过程。这就像“车上御驰马，篷中擢舟船”一样，人虽然不能脱离天覆地载，但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作用于天地，使宇宙演化沿着人所选择的方向进行。张衡的理论重视“道”的作用，认为道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道既是宇宙演变的产物，又是宇宙进一步演变的条件，它又促成了宇宙的演变。这一认识，无疑多少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在宇宙演变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宇宙演化理论要说明天地的形成，这就必然要与宇宙结构学说发生联系。早期的演化理论认为元气轻清，上浮为天，阴气重浊，下凝为地，天在上，地在下。这与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相一致。浑天说产生后，张衡作为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的宇宙演化理论也作了相应改进，认为“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的表现是“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即是天包着地的。这与浑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是一致的。

但是，既然阳气轻清，理应上扬，它为什么不上浮形成天，而是要包在地外？对此，在张衡的理论中找不出合理的答案来，一直到了宋代，朱熹才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力学解释，他说：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

朱熹的理论用习见的漩涡现象比拟宇宙演化，比较合理地说明了浑天格局的形成原因。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宇宙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一直到西方近代科学关于宇宙起源演化的学说传入我国，这一理论才最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