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氏量

度量衡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度量衡器发展过程中，战国时期齐人设计的栗氏量，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栗氏量实物已经不存，但《考工记》对之有详细的叙述，其《栗氏》条说：

“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这段话，简要地叙述了这种量器的制作工艺过程、形制、规格、尺寸、容积

等。文中所说的金，指铜。“金锡合煎”，是用铜和锡在一起熔炼，得到的是铜锡合金，即青铜。为什么要用青铜铸造？原因是多方面的，青铜熔点低，硬度高，抗腐蚀性强，以之铸成的器皿，不易变形、蚀烂，可以长久保存。

《汉书·律历志》说：“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这里的“铜”指的就是青铜。可见青铜是古人公认的制造度量衡器的上等材料。栗氏量也是用青铜铸造的。

根据《考工记》的描述，栗氏量结构大致如图所示。它是鬴（釜）、豆、升三量合一的量器。鬴、豆、升和区、钟都是当时齐国所用的量器。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可见，这些量器的换算关系是：

1 钟=10 鬴

1 鬴=4 区

1 区=4 豆

1 豆=4 升

栗氏量实现了一器多量（鬴、豆、升）的合一，这在设计思想上是很先进的。

栗氏量的主体是鬴，鬴呈圆筒形，深一尺，容一鬴。圆筒的口径用一个边长为一尺的内接正方形来规定。圈足（即引文中所谓之臀）深一寸，容积为一豆。开口向下。两侧耳的深度为三寸，容一升。圈足和耳都是圆筒形，其口径没有给出，但通过所给容积及深度可以计算出来。计算结果，对于圈足，应为“内方七寸九分而圆其外”；对于耳，则应为“内方二寸三分而圆其外”（圆周率按栗氏量鬴量之规定计算）。

引文中“内方尺而圆其外”，是用圆内接正方形的边长来规定圆的大小，并非表示该量器的构造为外圆内方。之所以要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早期古人未曾找到准确测定圆的直径的方法，只有借助于其内接正方形来表示。那时他们要确定一个圆，首先要定出方的尺寸，然后再作外接圆。在计算上也是如此，《周髀算径》卷上说，“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这与《考工记》对栗氏量的规定是一致的。

《考工记》通过规定栗氏量上鬴的口径和深度来确保其容积符合要求，从而实现了“用度数审其容”，这是其设计思想先进性的另一表现。这样做的结果，在量器上实现了长度与容积的统一，不但同时给出了长度和容积的

单位量值，而且只要长度确定下来，容量也随时可以得到，这有助于复现标准容量，推广统一的量值，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栗氏量不仅有尺度，有容积，还有“其重一钧”的重量要求，这样就从一个器物上可以得到度、量、衡三种单位的量值。这是很不简单的。为了确保这一点，《考工记》规定了严格的工艺流程。首先，是要做到“改煎金锡则不耗”。唐代贾公彦注解说：“重煎谓之改煎也。”可见，所谓“改煎”，就是“重煎”，即反复煎炼。煎炼的结果，青铜中所含的杂质挥发殆尽，这时再去铸器，“则不耗”。达到这种地步，就可以“权之”，称出相应重量的青铜准备熔炼。下一步就是“准之”，对于这一步的具体含义，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所谓“准之”，是指要使铸模符合标准，因为若模器不合要求，铸出的量器也就不可能达到上述度、量、衡统一于一器的目的。古人把模器叫做“法”，也含有这种意思。至于究竟如何“准之”，古人未讲，我们也不好妄猜。清代学者戴震著《考工记图》，认为当时在制造这件标准量器时，已经运用了水的比重来求得量器的体积，以保证铸成的青铜器恰重一钧。这也是“准之”的一解。有了符合标准的铸模之后，就可“量之”了。所谓“量之”，郑玄注曰：“铸之于法中也。”即将熔化的青铜熔液浇入铸模的过程。“量之以为鬴”，铸造以后，就得到了符合标准的量器。

引文中有一句话：“其声中黄钟之宫”。一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上述程序制成的量器，还要能够正好发出“黄钟”的宫音。这样的理解可能有些拘泥。这句话的含义应当是说栗氏量跟黄钟之宫有着内在联系，不一定要具体到敲击栗氏量所发出的声音本身。因为栗氏量实现了度、量、衡三者的统一，而根据古人的认识，黄钟为度量衡之本，这样二者之间当然就有了内在联系。例如栗氏量上给出的有长度单位，依据这样的单位可以定出黄钟律管；或者反之，栗氏量上的标长是服从于由黄钟律管所定出的长度单位的。这些，都可以说是“其声中黄钟之宫”。

引文中还有一句话：“概而不税。”这表明栗氏量不是作为一个一般量器来使用，它只起标准器的作用。“概”，取平、比较之意，即用以判定其他量器是否标准。“不税”，指不用以量取租税。先秦时期量器多为官方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分配口粮之用，此器专门强调“不税”，意在说明它是一个标准器，不能作为一般量器来用。栗氏量上铸造的二十四字铭文（引文的结尾部分），也明白无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标准器。这一事实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清楚认识到建立度量衡标准器的重要性了。

栗氏量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度量衡标准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它的设计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公元 9 年我国制造的标准量器“新莽铜嘉量”，明显是受栗氏量的启发而设计完成的。在中国度量衡史上，栗氏量应该据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