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人物墨子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文献的不足，墨子的生平很难考证。早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墨

子的身世已经不为人们所知，司马迁访古探幽，旁搜远绍，博集史料，仍然无法为墨子单独立传，只能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后为他附上一笔：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近现代一些国学大师们经过详细考据，辨往证来，为墨子的身世画出了一个粗轮廓：墨子为宋国人，曾长期居住于鲁国（有不少学者直接认为墨子就是鲁国人）。其活动时间大致在孔子卒（前 479 年）后，吴起死（前 381 年） 前。他平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既未当官，也不务农，大概是一位职业社会活动家。

墨子的身世虽然迷离难辨，但他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却历历在目，清晰昭彰。这主要是由于墨家学派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观点的学术巨著——《墨子》一书。

《墨子》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合起来称为《墨经》，亦名《墨辩》。后来又加上

《大取》、《小取》，仍称为《墨辩》。《墨辩》概括了墨家关于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墨子》这部书，不必一定为墨子所著，但它的确反映了墨子本人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其中的《墨辩》六篇，成书时间则要晚一些，是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表达的是墨子后学的学术见解。

从现存的《墨子》一书来看，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利天下”（取黄世瑞博士之说）。墨子志在救世，故崇尚功用，处处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努力求取“万民之大利”。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自己的十大政治主张，或曰十大政纲，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试图以此来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 这些社会问题。墨子的动机，无疑是高尚的。但他的这些主张，却常常引起非议，这里不去多说。

在提出十大政纲之后，墨子还考虑了它们的施行，强调要“择务而从事”， 因地制宜。他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 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由此可见，所谓“择务而从事”，就是针对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选择地

提出切中时弊的施政方针。这表明墨子的十大政纲，是有的放矢，针对当时社会具体情况而提出的。

墨子提出这些主张，与他重视“类”的概念这一思想方法有关。上述引文，显然是他对当时国家进行分类的结果。《墨子》书中多次出现“类”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概念，例如，“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

（《墨子·非儒下》）“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墨子·公输》） 等等。重视分类，这是一种有益于科学进步的思想方法。

墨子除了提出“类”的概念外，还重视“故”，主张凡事要“察其类”、“明其故”。他在论辩中批驳别人对他的观点的误解时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墨子·非攻下》）这就表现了他的这一思想方法。重视分类，这是一种解析型思想方法；强调求故，则是对因果链的探寻。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科学思维习惯。

墨子不但具有科学的思想方法，他本人在具体技术方面也有很深造诣。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条材料记载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蜚同飞。在当时条件下，人造木鸢居然能飞一天，这未免过于夸张。由此，这一条记载的可信性，亦成问题。不过，由这一条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墨子具有高超的手工技巧，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墨子并不以此自豪。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去耗费精力研制飞鸢这类无益于世的器物。因此，当其弟子称赞他说：“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时，他回答说：“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实际上，制作车輗，不需要什么高超技术，但墨子认为它有益于世，因而认为即使“能使木鸢飞”，亦“不如为车輗者巧也”。

墨子把他的这些技术作为实行“非攻”政治主张的手段而加以运用。据记载，有一次楚国要打宋国，并请公输般制造了一批攻城器具，墨子听说后， 从鲁国动身，日夜兼程，赶往楚国。走了十日十夜，到了楚国，说服了楚王， 还“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与公输般演习使用器械的攻守战法。“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墨子·公输》）公输般即通常所说的鲁班，素以技艺高超闻名，居然输于墨子，这表明墨子的确具有非同一般的机械制作技艺。

在《墨子·备城门》以后诸篇中，墨子精于机械制作的特征得到了充分表现，那里通篇都是记载的如何运用器械守御城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备穴》篇中介绍如何防止敌方挖地道攻城，其中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固体传声原理。这些内容，在中国机械史和物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墨子当之无愧地成为先秦诸子中科技造诣最深者。

墨子虽然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但他并不以发展科技为己任，他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实现其社会理想。为此，他孜孜不倦，到处奔波，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非但如此，他还创立了墨家学派，用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家学派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政治团体， 参加者必须遵循墨家学说，否则就不承认他是墨者。《淮南子·泰族训》说：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在当时，墨学与儒学并重，“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很是引人注目。

墨子逝后，墨学开始分化。一部分人继续墨子兼爱非攻摩顶放踵利天下之行为，行侠仗义，纵横于各大国之间，是为任侠派。另一部分人则起而捍卫墨家学说，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举譬引喻，辩是论非，发展成了谈辩派。谈辩派后来又一分为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庄子·天下篇》）， 都自诩本派为正宗墨家。《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韩非所云，就是当时学术分化的具体情形。

真正使墨家名扬科学史的是墨子后学中的谈辩派。这一派在与儒家和其他学派的论战过程中，发展了争辩艺术，并编定了作为论辩武器和指导方针的《墨经》。《墨经》既是论辩思潮的产物，又服务于墨家谈辩派的论辩实践，它就不得不在名辞概念逻辑等方面下功夫。在这些方面发展的结果必然有助于促进科学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非但如此，《墨经》还把论战中为阐释墨家学说而作的譬喻扩大到对整个自然界和社会上一些事物的定义。为了在争辩中言之有据，对所涉及的自然现象就要有所研究，甚至要进行观察和实验。这样，《墨经》就概括了墨家关于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包含了系统的关于数学、力学和光学等方面的知识， 这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墨经》的科学思想，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

但是，秦汉以降，墨学衰微，作为独立之学派，墨家已不复存在。《墨经》由于收入《墨子》一书，得以保存至今。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流逝中，《墨经》由于其文字的艰涩，编排方式的奇特，使人们难于把握它的意思。这样，在古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墨经》并未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直到了近现代，人们才逐渐揭开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墨经》上的面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从而为了解墨家学派的科学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