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气学说

候气是中国古代音律与历法在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学说，它以十二音律与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中气为对象，试图通过实验的方法，将二者的联系固定下来。候气学说的具体内容，最早记载于《后汉书·律历志》中：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 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根据这段描写，所谓候气，就是在一密闭性能良好，温度、湿度变化不

大的屋子里，按一定方位，排列十二个桌子，桌面做成内卑外高的倾斜状态， 将十二律管管尾填塞上芦苇衣灰，然后，依次摆放在相应桌子上，按照历法观测管内芦苇灰的状态。根据古人的说法，十二律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对应， 这样当各月所属中气到来时，与之相应的律管内的芦苇衣灰就会飞散，这种飞散与人的走动形成的风所造成的吹散，在状态上可以区分开来。从而就可以将十二律确定下来。

候气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十二律提供一个客观指标。古人认为音律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不但是度量衡的基础，而且对于社会教化、国泰民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要音律发挥作用，它本身必须十分准确，这就涉及到如何准确判定十二律的问题。为此，古人动了许多脑筋，首先是发明了准，《后汉书·律历志》记道：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 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

准是一种弦乐器，把它的中弦调整得与黄钟律一致时，就可以用它代替管律

作为标准。但弦律调整起来需要相当的技巧，流传不易。所以自从西汉京房发明准以后，到了东汉元和年间，就已经“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后汉书·律历志》）再往后，“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搉常数及候气而已。”（同上）

所谓“大搉常数”，即用数字记下律管尺寸，作为再现的标准。东汉蔡邕对这种方法有过分析，他在其《月令章句》中说：

“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不能则假数以正其度，度数正则音亦正矣。⋯⋯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

即是说，虽然音律标准的最终判定，要依靠人耳的听觉，但这种方法主观性

很强，而通过规定律管的长度和容积，则可以为确定音律提供一个客观标准。蔡邕的话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他忽略了一点：在同律度量衡中，度量衡

基准是由黄钟律管来确定的，而现在又要用度量来正律管，这显然是一种循环校正，从理论上说是不允许的。所以，《晋书·律历志》在引述该段文字时，就把它改成：“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 删去了“大搉常数”。

对于候气学说的理论基础，《后汉书·律历志》有所陈述：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

这是说，音律生于阴阳，与天地相通，可以用来标志节气的变化，表现万物

的生杀。自然界节气的变化，在天文上是通过太阳南北位置的不同表示出来， 在地上则由律管反映出来。只要节气一到，该气相对应的律管中的灰就会自

动飞出。

候气学说的思想起源较早。在《汉书·律历志》中提到“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时说，“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这里“效之于气物” 一语，已经昭示着候气学说的产生。而在刘向的《说苑·修文》中则提到： “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日行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 十二律至矣。”并详细列举了十二律与相应季节的生成关系。更早些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将二十四节气与十二律相联系。《后汉书·律历志》记述的候气方法，就是古人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检验这种联系的具体方法。

从古人的知识背景来看，用候气方法判定音律，是确实可行的。古人特别重视在冬夏至期间候气，因为二至前后有很多特征现象，通过这些特征现象可以将二至点准确判定下来，从而就可以利用候气判定音律，这就避免了循环验正。《后汉书·律历志》记载道：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 候钟律，权土灰，放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

这里记载的就是判定二至点的方法。里面提到了二至来临时相应的一些特异

现象，例如冬至时音乐发出高八度音调，晷影最长，黄钟律管的灰飞散出来， 炭变轻等。这些特异现象并非全是古人的臆想，例如冬至时“景长极”就有坚实的观测依据，中国历史上对冬至点的确定，就是依据这一条进行的。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古人的假想在内，故此用以判定二至点，也会出现各人主张不一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占卜，看是否要发生什么灾变了。根据这样的分析，用候气法判定音律，在逻辑上就成立了。只要这个方法的前提条件—— 十二音律与二十四节气有严格的内在联系——成立，而二十四节气又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加以确定，就可以利用候气将十二律确定下来。而在中国，古人对于候气学说的前提条件是坚信不疑的。例如，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在谈论历法改革时即曾提到：

“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悬象著明，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忒。”（《宋书·律历志下》）

这里祖冲之就把候气看得与立竿测影同等重要。祖冲之精通历法，又富有学

术变革精神，他尚且如此，更何况别人。这种信念是导致候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大流行的主要原因。在流行过程中，古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讨论、实践这一学说，并不断予以改正，以求得到肯定的结果。例如，在

《后汉书·律历志》中，律管是摆放在“内卑外高”的桌案上的，而到了《晋书·律历志》中，则已经有了这样的记载：

“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縠覆律吕，气至吹灰动縠。”

这里已经将律管埋到了地下，体现了古人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一方法的发展。

在围绕候气学说的讨论中，这一学说的理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例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就曾用自己的观点对传统的“气至则灰除”现象做了解释， 他说：

“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琯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

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已先虚，故唯太簇一律飞灰。”

（《梦溪笔谈》）

但是，不管是对这一方法本身进行增补改良，还是从理论上加以探讨， 都未能确保古人在候气实践中摆脱屡遭挫败的困境，这种状态终于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方法的怀疑。明代的律历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对候气学说进行了批判。到了清代，候气学说被中法派作为对抗西方天文学的武器之一， 在测候当中一败涂地，更引起了人们的不信任。康熙、乾隆等帝王相继表示候气不可信，这样，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候气学说才慢慢消声匿迹，最后趋于终结。

候气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充分表现了古人有关律、历及度量衡问题的认识和思想，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至于候气学说所描述的现象是否存在，则还需要通过严格而又科学的模拟实验来加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