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论衡》是东汉学者王充（27—97 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好学，成年后曾赴京师洛阳，入太学，拜儒学大家班彪为师。中年在县、郡皆任功曹小吏， 入州为从事、治中诸官。晚年辞官居家，专门从事著述。他的家境清寒，辞官后竟至“贫无供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著述不辍，“居贫贱而志不倦”，追求“声与日月并彰”，“文与扬雄为双”。他一生撰写了《论衡》、

《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论衡》是其代表作，其余皆已失传。

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社会上谶纬盛行，人们利用图谶决定一切。思想界则流行神学目的论，认为地上万事万物都是上天有意识创造安排的。王充对这些社会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为它们都是一些“虚妄之言”，需要予以揭露、批判。在《论衡》书中，他介绍自己的写作动机道：“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对作篇》）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撰写了《论衡》这一不朽著作。

《论衡》现存目八十五篇，其中《招致》有目无书，实为八十四篇。因此，它已非完书。而且，据学者研究，《论衡》原来的篇目恐还不止这八十五篇。不过，现存的八十四篇涵括了《论衡》的主要内容，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论衡》现存内容来看，王充很好地实现了他的写作目的。他在书中对谶纬迷信及神学目的论等虚妄失实之言，做了痛快淋漓的批判。《论衡》的问世，为东汉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由于家境贫寒，地位不高，加上《论衡》所具有的尖锐批判精神，王充在世时，这部书并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它只是在江南一些士大夫手中传阅。据《后汉书·王充传》注语所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 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中土，指中原地区。这段话告诉我们，《论衡》以其本身的价值，终于传入中原地区，进入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该段注文接下去的一段话，更是绘声绘色描写了《论衡》刚被中原地区文人所接触的情形：“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咛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透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窥见《论衡》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由于《论衡》中有《问孔》、《刺孟》诸篇，加之《论衡》中一些内容也对统治阶级表现得颇为不敬，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论衡》一直处于被冷落状态。它所具有的极大价值，也只有到了今天，才获得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论衡》在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在科学史上，它也同样据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

王充要“疾虚妄”、“扬真美”，而展现在他面前的众多的“伪书俗文”、“虚妄之言”，有许多是对自然现象的解说。当时自然科学不发达，这使得神学目的论容易在这一领域泛滥。王充要对之加以批驳，就必须钻研有关自然科学问题，这使得《论衡》一书包含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为后人了解汉

代人们科学思维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

《论衡》中的科学知识范围很广，天文、数学、农学、生物、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均有涉及。中国科学史上一些重要发明，就是赖

《论衡》的记述才为今人所知。例如，关于司南的描写，即是如此。在中国古籍中，“司南”这一名词出现时间很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韩非子·有度》中，即有“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但司南究竟是什么，如何使用，这句话并未告诉我们。而在《论衡》的《是应篇》中，我们却可以找到相应的解答：“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杓”是勺子，“地” 指中央光滑的地盘，“柢”指勺的长柄。做成勺子式样的司南，放置在坚硬光滑的“地盘”上，它的长柄会自动指向南方。这样的“司南”，只能是一种磁性指向器。这种解说，已为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而正是由于《论衡》的记载，人们对司南的本质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再如，《率性篇》中关于人工珠玉熔炼的记载：“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冶炼玻璃的最早文献记载，此说虽不可必，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有关人工冶炼珠玉的清晰记载，即此已弥足珍贵。

又如，《率性篇》中还提到：阳燧“摩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 而“刀剑之钩月，摩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火焉”。这一记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不仅仅是阳燧可以向日取火，具有一定形状和光亮度的反射曲面，也可以向日取火。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古人赋予阳燧取火的神秘性。

《论衡》中这类记述很多，但它的成就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些记述上，王充自己关于自然科学一些问题的见解，也同样十分精彩。例如，在《书虚篇》中，他关于潮汐现象的解释，就是如此。在王充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潮汐的周期性涨落现象，而王充的贡献则在于他明确把这一周期性同月亮的盈亏变化相联系，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这一天才的猜测，开了后世月生潮汐论的发展的先声。

除此之外，他对钱塘江大潮形成原因的解说、对云雨形成的自然机制的探索、对声音波动性的认识、对雷电成因的猜测、对日出入和日中时日轮大小差异的说明，乃至对天雨谷现象的阐发、对昆虫生长条件和生活史的考察、⋯⋯等等，都是富有独创性的。

《论衡》也充分表现了王充的哲学思想，他用元气自然论来说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及有关自然现象，对神学目的论做了有力批驳。当然，元气自然论只是一种思辨的、朴素的科学形态，它比起王充的一些具体科学见解， 还有些粗疏。但无论如何，它比之神学目的论是一种历史进步，这是应予承认的。

《论衡》不是一本纯粹的科学著作，这使得它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显得比较分散，不成体系。另外，王充的思想方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使得他在一些科学问题上也有错误，甚至落后于同时代人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地是有形质的实体，天也应该如此；地是平正的，天也应该平正。他甚至认为“日月不圆”，反对“日食，月掩日光”这样的正确认识，等等。不过，这些内容在《论衡》中只占很小比重，就总体而言，《论衡》作为一本反映汉代人科学思维水平的著作，是有其不朽的历史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