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起源学说

在我国古代，度量衡是指专门用于测量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和器具， 有时也指这种测量本身。关于度量衡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度量衡的起源和人类交换行为的发展分不开。人类最早的交换， 是简单的物物交换，没有度量衡。当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做到交易的公平，人们产生了对度量衡的需要，这样，度量衡才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早期的物物交换形式，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这种形式的交换，对度量衡的需求并不迫切，而在此之前的夏、商朝代，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赋税制度，赋税制度的实施，离不开度量衡， 因此，度量衡是赋税制度的必然产物。

两种观点都有其一定道理。当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成为商品活动时，度量衡就会成为其必需。第一种观点着眼于交换行为对度量衡起源的促成作用，就此而言是成立的。但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的思考更为深入一些，赋税制度对于度量衡的形成和发展，确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交换一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而赋税则是直接面对公众的。实际上，度量衡起源因素可归结为一句话：社会化的测量需求。商品交换有这种需求，赋税制度尤其如此，而一些大型集体生产活动如建造村落、治水等，同样是导致产生度量衡制度的契机。在古籍的一些记载中，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这种认识。例如

《史记·夏本纪》中提到禹巡九州，通九道时“左准绳，有规矩”，这实际反映的是一种测量行为。这种测量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建立长度单位和统一的长度标准，否则就无法进行。而这就是度量衡的起源。《周髀算经》卷上在提及勾股术时说：“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这就是说，在禹治理洪水的实践中实现了测量的定量化。既然测量结果可以用数表示出来，这意味着大禹治水时必然建立了统一的长度标准。《夏本纪》中说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生”，认为禹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定出长度和重量标准。这里所反映的，无疑是人们最初建立度量衡制度的努力，表现了度量衡起源时的一些情况。

就古人的论述而言，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完整的度量衡起源学说的， 就是乐律累黍说。这一学说的起源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尚书·舜典》中即曾提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嗣后的文献中也常可见到同律度量衡之说，但其具体意思，则不甚了了。到了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为了迎合王莽在政治上的需要，征集一批学者，系统讨论了这一问题。《汉书·律历志》收录了刘歆根据讨论结果所作的“典领条奏”，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度量衡最系统、最权威的著作。

根据《汉书》的记载，刘歆“典领条奏”的有关内容为：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

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汉书·律历志》详述了度量衡各单位的由来，认为所有这些单位均以黄钟为本，通过秬黍的参验校正得以实现，此即度量衡起源的乐律累黍说。

乐律累黍说的提出，反映了古人为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基准所做的努力。我们知道，选择基准是度量衡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从现代计量科学来看，计量基准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不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具有可复现性，能够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复现； 具有很高的精度；同时，要求测量的基本量尽可能地少。换言之，计量基准应该尽可能的统一。古代度量衡由于受到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建立基准时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但古人确实是为实现这些标准做了他们的努力。

在早期的测量实践中，古人是用自己身体上的某些部位作为测量工具的。《孔子家语·王言解》载云：“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这里记载的就是这种情况。以身体部位作基准，尽管测量时取用近便，是“不远之则”，但这些基准因人而异，不具备通用性，因而也就没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大禹治水时，“身为度，称以出”，已经考虑到测量基准的唯一性问题，依之可以定出标准器来，当然具备了通用性。但这样的标准器只是实物样板，不便于复现，一旦丢失或损坏，将不复存在。因此，这种方法必须改进。

在实践中，古人愈来愈考虑到应该选择自然物作为度量衡基准。《孙子算经》卷上说：“度之所起，起于忽。⋯⋯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二粟而当一寸。”

《易纬·通卦验》说：“十马尾为一分”等等。这些说法，虽然和现在已知的当时长度单位不合，但它们无疑表现了古人试图选择自然物为度量衡基准的思想。

另外，在建立度量衡基准的实践中，古人还进行了把度、量、衡三者基准相统一的尝试。战国时期制造的标准量器“栗氏量”，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考工记·栗氏》记叙了栗氏量的特点：

“栗氏为量，⋯⋯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fǔ，釜）；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其铭曰： 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栗氏量的形制如下图所示。它“以度审容”，将“度”与“量”联系在一起，

这很有道理，因为这样便于复现标准容量，推广统一的量值。同时，栗氏量还对重量有要求，要求它“重一钧”，这样便可以从一件器物上得到度量衡三个单位的量值，实现了三者在一个形器上的统一。古人找到了这一关系后， 非常喜悦，希望能将这一关系传承万代，器上的铭文，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这一心情。

栗氏量在制造中要求“声中黄钟之宫”。黄钟即为十二律中的黄钟律。这里已经将度量衡与黄钟律相联系，但是语焉不详。乐律累黍说的提出，明确了这一联系，并且综合了古人寻求自然物作为度量衡基准的思想，从而把中国古代度量衡起源学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谓乐律累黍说，关键在于以黄钟律管的长度作为长度基准，以黍子作为中介物，通过黍子的参验校正，建立度、量、衡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古人这一做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从理论上来说，在温度和口径不变的情况

下，一定长度的笛管所发出的音律也是一定的。由此，在选定音律情况下， 笛管的尺寸也就确定了，因此它可以作为测量的基准。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就用累黍的方法将律管的长度、管径记录和固定下来，并由此进行度、量、衡三个量的相互校正。曾有学者对乐律累黍说做过反复验证，证实黄钟与黍和尺三者是互为参证的，但黄钟与黍和量、衡之间的参证关系却未被证实。这表明古人提出乐律累黍说，有其一定的实验基础，同时也有一定的设想成分在内。尽管如此，这一学说本身所包含的思想，还是十分先进的。

乐律累黍说在技术上有许多要求，实现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在古人的实践过程中曾引发过许多争论，也未能保证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的稳定不变。但无论如何，这一理论毕竟引导了中国近两千年来度量衡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又包含了甚为先进的科学思想，因而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