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1939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

主义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在此以前，意大利于 1936 年 5 月吞并了埃塞俄比亚；

1936 年 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出兵进行干涉，支持佛朗哥叛军。法西斯的侵略战火从而蔓延到欧、亚、非三大陆。但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而又存在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的大国，中国不是埃塞俄比亚，也非西班牙。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迅速征服中国，中日战争也不可能局部化，它必然要牵动世界全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必不可免地要从此揭开。

中日战端初启时，日本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已经初步形成了并正在加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对手不是有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由 4 亿多人民组成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1937 年 8 月 13—11 月 12 日）中，中国军民英勇抗

敌，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参战兵力超过 20 万，伤亡 4 万多人。八路军出师

大捷，在 9 月的平型关战役中，歼灭日本板垣师团 1000 余人，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到 1937 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 16 个师团，约 60 余万人，相当陆军总兵力 24 个师团、95 万人的 2/3。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后，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中

国军民遇害者约 30 万人。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首相近卫狂妄地声明：“帝

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在 3 月 23 日至 4 月 6 日的台儿庄战

役中，日军遭到重创，死伤达 2 万人以上。矶谷师团的大部分和板垣师团的一部分被歼灭。台儿庄大捷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日本侵略者为之丧胆。秋季，日本妄图一下子结束战争，又发动了武汉和广州战役。在8 月 22 日至 10 月 26 日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近 38 万人，这是在整

个中日战争中日方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到 10 月下旬武汉、广州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 24 个师团，100 万人以上，国内本土只剩下 1 个师团（近卫师团），可谓倾巢而出了。此后，日军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因而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战场是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组成的。中日战争爆发后， 日军长驱直入，造成后方空虚。国民党军迅速撤退，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抓住有利时机，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广州、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十几个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与正面战场友军在战略上构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在华北战场上，战斗异常艰苦而频繁。仅抗战第二、第三周年，日本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 109 次之多，使用兵力在 50 万左右。其中 1 万人到 2 万人的大“扫荡”7 次，3 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 次，还有一次 6 万人以上的特大“扫荡”。日本侵略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感到极难对付，1939 年 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情报主任会议上惊呼：“华北治安之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

侵华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1937 年军费支出 327 100 万日

元，1938 年增至 596200 万日元，1939 年再增至 615 600 万日元，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68.9％、73.7％和 68.5％。1939 年 1 月近卫内阁制定的扩充国防工业及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计划（至 1941 年度）不能如数完成。国力匮乏使日本军部的头子们十分头痛，1939 年 10 月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中将对当时的形势感到一筹莫展。他说：“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 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像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

英、美的对日绥靖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政府于 1937 年 9 月 12 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的照会。10 月 6 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书和一个决议。第一报告书虽然指出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第二报告书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举行会议，并与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合作，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决议要求各国联成员国应各自考虑它所能对中国提供的援助，但没有实际的措施，不过口惠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建议是英国代表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将责任推卸给美国。作为当年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绝参加会议，但决不带头。英、美、法几个大国都不愿在自己国家召开会议，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在比京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从 1937 年 11 月 3 日开始，到 24

日无限期休会。与会者 19 国，日本拒绝参加。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的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日本是发动战争的侵略一方，中国是被迫抵抗的受害一方，会议甚至对这种最基本的区别也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得到任何制裁，会议便草草收场了。

布鲁塞尔会议的无所作为，一个原因是英美都认为坐观成败是最聪明的办法。鹬蚌相争，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写道：“我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发现，许多人认为日本将重演‘1812 年’故事。也许不会如此， 但我们应着意使其成为可能。”另一个原因是英美都认为自己的在华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日本在经济上终归要依赖它们，暂时不利的局面不难挽回。因此，不应刺激日本，以免它进行报复。美国对日贸易，有相当的利益可图。1937 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 28900 万美元，其中石油、精炼油、废钢铁、原棉四项战略物资就值 14 200 万美元，约占 1/2。会议期间，美国务院顾问霍恩贝克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美国不能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在对日贸易上感兴趣的人们认为，如果与日本交战，生意就做不成了。南方棉花种植者害怕禁止棉花输日会使他们倾家荡产。”会议前夕，英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克拉克断然反对制裁，认为这对贸易是无益而有害的。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还要坏的会议。如果不开，至少日本还不能完全肯定欧美列强的态度到底如何。开了以后， 它们的相互推诿，软弱无力，甚至讨好日本，就都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布鲁塞尔会议后，英美继续沿着绥靖日本的道路走下去，但英国走得更远一些。1938 年 5 月 2 日，英日非法签定了关于中日海关的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各海关所征一切关税、附加税及其他捐税，均存入日本正金银行；还规定自 1937 年 9 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赔款，应即付给日本政府。这一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并使中国关税收入遭到很大的损失。

慕尼黑协定签字后，日本看清了英国的虚弱，野心更加膨胀。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宣布：帝国要“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还要各国“适应东亚的新形势”。12 月 22 日，近卫政府又声明：“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日本现在所要侵占的不仅是全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了。1939 年 4 月 9 日，汉奸官员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日本抓住这个机会，以英国拒绝引渡四名中国人为借口，封锁了天津英租界。7 月 15 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开始谈判， 24 日双方宣布了如下的协议：英国完全承认“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护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有其特殊的需要”，“他们必须镇压或消灭任何将妨害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行动或起因”。英国政府保证，“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或措施”，并将要求英国在华当局和英国侨民不得采取此类行动和措施。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并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日。但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有田—克莱琪协定也无法起到慕尼黑协定的作用。中国人民坚决抗战， 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使中国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同盟国的最重要的抗日基地。

苏联援华 七·七事变后，只有苏联一国给中国以巨大援助。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这是苏联对中国抗战在政治上的重大支

持。从 1938 年 3 月到 1939 年 6 月，苏联先后给予中国政府三笔贷款，共 25

000 万美元，以供向苏联购买军火和其他物资之用。强大红军的存在，还使

日本不得不在中国东北配备重兵，从而便利了中国的抗战。1939 年 9 月 22 日，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自中国抗战以来，日本之未敢以全部兵力加诸中国者，实由贵国在我东北边境牵制之力为多”。

中国人民的坚强抗战，反转过来也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1938 年 7 月 14 日，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军的痛击。日本的失败固然由于红军的强大，但也和日军主力正在准备汉口战役有关。张鼓峰事件爆发时，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不过 6 个师团，面对多达 20 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显然居于劣势。1938 年 8 月，正在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供以反坦克弹药，但陆军省予以驳回，因为甚至当年 11 月的弹药生产额都已预先分

配给汉口战役了。1939 年 5 月 11 日，日本关东军又侵入诺门坎。在三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8 月 30 日，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大陆命令第 343 号：“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这又一次证明中苏两国在军事上是互相支援的。

中国 30 年代抗日战争的国际贡献 1937—1939 年是中国孤军奋战的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条件以这一阶段最为不利。只有苏联一国援华， 苏联也因而深受其利。英美目光短浅，看不到大祸行将临头，反而助纣为虐， 一个大搞远东慕尼黑，另一个大做其军火生意。中国抗战的国际条件尽管如此不利，但仍以极大勇气和毅力坚持下来，挡住了日本百万大军的进攻，从而为日后同盟国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难设想：如果中国大陆完全被日本征服，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日军或可直驱西伯利亚，与德国会师欧陆，或可南下印度洋，占领印度，与德国会师中东。同盟国虽终将取得胜利，但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