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

解救“贱民”工作 “贱民”即“不可接触者”，是印度社会中四大种

姓以外的人群，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不能住在村内，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进庙宇，甚至走路都要击木自异，不能让自己的影子玷污别人。甘地在领导 1932—1934 年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中，鉴于国内厌战情绪，不再号召群众斗争，而着力于以个人行动来实现社会建设纲领，把解救“贱民” 工作放在首位。

1932 年 9 月，甘地在狱中宣布，他用绝食至死的方式反对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的“贱民”分区选举决定。这一行动推进了不服从运动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展开。印度教的高级种姓代表马拉维亚和“贱民”代表安培德卡尔都接受甘地建议，签订《浦那协议》，为“贱民”保留 148 议席，英国也承认协议， 作为团体决议修正案通过。甘地建立了“贱民协会”和“贱民之仆协会”， 创办《哈里真》报，并促使国大党把 1932 年 12 月 18 日定为反对歧视“贱民”

日，把 1933 年 1 月 8 日定为“贱民”进庙日。1933 年 11 月 7 日至 1934 年 7

月 29 日，他在全印度旅行、讲演和为解救“贱民”筹募基金。他把自己的社会思想在个人不服从运动中付诸实践，大大减少了印度教徒对“贱民”的抵触情绪和促使全社会关心贱民问题。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 如果说甘地在解救“贱民”工作中还比较顺利，那么在争取解决印度两大教派的争端中却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1932 年 11 月，旁遮普、孟加拉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代表在阿拉哈巴德举行联席会议，达成了分配两省立法会议席位的协议。然而，印度教大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者拒绝批准这个协议。结果使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挑拨两大宗教群众团结的“分而治之”原则在席位分配问题上固定下来。1938 年 4 月， 甘地赴孟买与真纳会谈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问题，毫无结果。

1934 年 4 月，甘地决定停止个人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但他声明，推广手工纺织运动和民族教育、宣传节制生育、戒烟戒酒运动还要坚持下去。10 月， 国大党批准了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1937 年，根据他的建议，国大党通过决议，以印地语为国语以代替英语。

像过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这次文明不服从运动也伴随着工农自身的斗争和人民的武装起义。1937 年 2 月，国大党在印度 11 省的 7 个省的

选举中获得胜利。在此以前，国大党同印度共产党人合作，在 1929—1933 年的“米勒特案件”中，终于迫使英印当局释放了革命者。

1938 年 4 月，国大党在甘地的支持下，违反主席鲍斯的意愿，派遣了包

括柯棣华、巴苏等 5 人组成的援华医疗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 年 4 月，全国举行了反战日。这时印度已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印度总督林里资哥支持穆斯林联盟，反对国大党。这期间有反战的“代表性非暴力运动”。1942—1944 年发生了非暴力抵抗最后一幕——“退出印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