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第一次试验：二三十年代的苏联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内战结束后的形势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夺得巨大胜利，在国际舞台上站住了脚跟。但是在转向和平建设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危机。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使 2000 多万人丧失生命，400 多万人伤残， 国家满目疮痍。农业生产直线下降。1920 年的粮食产量只及 1913 年的一半。更为严重的是，1920 年末战争逐渐平息，但农业生产形势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农民不堪忍受愈来愈严厉的无偿征购，有意缩减生产，抗拒粮食征集。1921 年的播种面积只有 9030 万公顷，比 1920 年减少 690 万公顷，只及1913 年的 86％。粮食和原材料的短缺使多数工厂无法开工。1920 年的工业产值为 14 亿卢布，只及战前的 13.8％。同年的煤和铁的产量分别是 870 万吨和 12 万吨，为 1917 年的 28％和 4％。棉织品的产量降到战前的 5％。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连面包、肥皂等最起码的物品都十分缺乏。

由于经济破坏、工厂停工和饥荒流行，许多工人改行从事手工业，做小买卖，或流向农村。产业工人数量明显减少。1913 年，大工业中有 250 万工人，到 1921 年只剩下 140 万。莫斯科在 1917 年 1 月有 204 万居民，到 1920

年 7 月只剩下 112 万。彼得格勒居民则从 250 万减为 72.8 万。工人中出现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1920 年秋到 1921 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抗议游行。

农民是苏维埃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的 80％。在经历革命风暴之后，农村发生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富农的力量大为削弱， 户数减少了 2/3。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干涉军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但遭到否定和拒绝。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反苏维埃暴动频繁发生。1921 年，坦波夫省、沃罗涅什省、萨拉托夫省以及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地区都爆发骚乱， 有不少中农参加。农民的不满影响到军队。1921 年 3 月初，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可靠基地的喀琅施塔得爆发水兵兵变。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政策，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水兵叛乱以及各地的农民暴动被迅速平息下去。可是，苏维埃政权的处境仍十分危急。列宁说：“我们在1921 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①

布尔什维克党注意到危机的出现，提出了各种克服危机的办法。多数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主张严格纪律，加强国家干预。1920 年冬，粮食人民委员部建议由国家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春天按生产计划的规定向农民发放种子，让他们播种耕耘。秋天，按政府的指标征收农产品。对违背者予以严厉制裁，同时取消商业，打击农村集市贸易。少数人不赞成这一意见，主张放松控制，用物质利益刺激生产。这一主张被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84 页。

谴责为社会革命党思想。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列宁亲自过问这一问题。他多次接见农民代表团，与各地农民交流，发现“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②换句话说，农民并非受人蛊惑，“自觉地” 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党活动，而是感到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本能地”起来反对苏维埃。列宁逐渐认识到，在坚决镇压叛乱的同时，必须改变经济政策， 特别是对农民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 才能维护工农联盟和稳定政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21 年 3 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议，决定废止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俄共（布）十大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1 年 3 月 21 日颁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4 月，政府宣布，1921—1922 经济年度①的粮食税额为 2.4 亿普特。②这个数字比原定的 1921—1922 年余粮

收集额 4.23 亿普特低了很多。每一农户的粮食税额取决于它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和财产状况。对贫苦农户给予优待。所有农户在缴纳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处理剩余的粮食。粮食税政策受到农民的欢迎。他们看到，扩大耕种面积，多打粮食就能多得粮食，生产积极性于是大大提高。

实行粮食税后，农村中有不少农户因缺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不能耕种自己的全部土地。为了尽快恢复农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 5 月 22 日颁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允许出租土地，期限一般定为三年， 特殊情况可为六年。法令允许使用雇佣劳动力，但主人必须同雇工一起劳动， 另外在承租土地上不得使用雇佣劳动力。法令还允许农民自由选择使用土地的形式，采取村社的、个体经济的或集体经济的形式。1925 年 11 月，苏维埃政权发布新的法令，放宽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条件，把租佃土地的期限延长到 12 年，并允许在承租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力。

1926 年，土地和生产资料租佃关系，以及雇佣劳动关系发展到了顶峰。

这一年，出租土地的数量达到 1090 万俄亩。①出租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

数的 17.4％，其中多数是生产资料不足的农户，贫农户占出租土地户的 82

％，中农户占 16％。而承租土地的则多是富裕农户，其中 67％是中农户，13.1

％是富农户，19.9％是贫农户。出租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耕畜和农具。1927 年， 有 45.1％富裕农民户和富农户进行这方面活动。在雇佣劳动方面，1927 年有定期雇工 330 万，零工 250 万。出卖劳动力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35.4％。使用雇佣劳动户占农户总数的 19.8％，其中富农户占全部使用雇佣劳动户的3.2％，占雇佣劳动总量的 20.9％，中农户占 70.7％和 73.4％。

20 年代的农村租佃关系是在国家直接监督下进行的。具有富农剥削性质的租佃关系受到严格控制，只占很小的部分。参与租佃活动的绝大多数是中农及一部分贫农。这种关系的发展适应了当时农村发展的需要。它使有多余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的殷实农户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扩大耕地面积，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77 页。

① 1931 年以前，苏联的经济年度从每年 10 月开始，到次年 9 月底结束。

② 1 普特等于 16.38 公斤。

① 1 俄亩等于 1.09 公顷。

增加农业产量。另一方面，也使贫苦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改善处境，发展自己。《土地劳动使用法》的贯彻，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

实行粮食税后，国家又陆续调整了其他经济政策。在流通方面，内战后期多数产品或是凭证供应或是免费分配。商品买卖是在黑市秘密进行的。1921 年 3 月 27 日，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在地方范围内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商品交换条例》，规定在地方范围内，农民完成农业税后的剩余产品可以在公民之间自由交换。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产品交换。全俄成立中央消费总社，下设众多网点。国家把工业品交给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进行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列宁当时认为，采用这种办法可以避开市场，避开私商中介人，把资本主义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实践证明，产品交换制不符合苏俄实际情况。国家手里没有足够的工业品能够拿出来交换农产品，再加上交通瘫痪，仅有的一些工业品也常常不能及时运到地方。中央消费总社计划于 1921 年 8 月 15 日前拨出 8105 亿金卢

布的工业品给地方合作社，而实际却只拨出 1133 亿金卢布，即不到规定的14％。另外，地方合作社机构不健全，办事效率极低，经常有各种混乱和不合理现象发生，根本无力完成产品交换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农民习惯于市场贸易，不理解也不愿接受商品交换。结果，商品交换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挫折。政府原计划在 1921 年 8 月 15 日以前用工业品交换 3200 万普特粮食，

但到 10 月 1 日只得到 218 万普特粮食，完成原计划的 6.8％。政府设计的商品交换很快被突破，变成使用货币的商品买卖，并且超出了地方经济周转范围。10 月底，列宁宣布商品交换失败。政府允许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恢复国内的自由贸易。与此同时，国家重建银行系统。在各地成立国营百货公司等机构，以活跃商业往来。政府还从信贷税收等方面鼓励和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到 1922 年，私商在全国零售周转额中占到了 3/4。另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成立中央商业局和商业调节管理局，以加强对私营商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经济，改善了供应，使一度十分紧张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重新获得稳定。

在工业方面，内战时期宣布把中小工业都收归国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 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那些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1920 年 11 月，人民委员会公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开办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一起组织合营股份公司。列宁强调要通过租让制发展苏俄经济改善工人生活，同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1921 年 7 月，政府公布《租借条例》，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公民、合作社和其他联合组织。租让和租借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企业由私人经营，但所有权仍属于苏维埃国家。租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政府的法令，按时交纳租金，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1921 年 7 月，政府还通过了《关于手工业和小企业》的条例，允许私营小企业雇工 20 名。1925 年 5 月，放宽限制，经特别批准可雇工 100 名。租

让制在苏联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到 1926 年，全国只有 65 个租让企业，主要是开采北方森林的木材厂和采掘东部矿藏的稀有金属公司。著名的有德国的莫洛加木材公司，英国的勒那金矿有限公司，瑞典的哥德堡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美国的哈里曼锰矿公司等，租期一般为 20 年。租借企业比较多，仅 1924

年就由国家租出 6488 个。但是，它们多是磨粉厂，碾米厂，榨油厂，制革厂，

甚至是一些小作坊，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3％。承租人多是原业主， 合作社大约占到 1/4。租借企业的发展使食品加工业迅速恢复，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大改变。原来， 国家设总管理局，统一管理各个企业。国家负责制定生产计划，提供资金， 调拨原料，并把一切产品收到自己手里，统一进行分配。工厂无权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负责盈亏。内战结束后，政府解散了大多数的总管理局，要求各企业按部门组成托拉斯，如南方钢铁托拉斯、顿河煤炭托拉斯等。托拉斯负责管理企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政府还废除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实行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付酬的办法。合作社的管理体制变动更大。在内战时期，它归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一切活动由国家规定，几乎成为国家的一个供应机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合作社成为独立机构。它可以按照自定的价格采购各种农产品，也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在城乡居民中出售日用品，还可以承租中小企业和作坊。

新经济政策的采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他们从苏俄国情出发，认识到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联合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点，就需发展唯一能使农民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环节——商业。从这一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规定出一条新的建设道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监督下， 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①

新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使 1921 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新经济政策为苏俄人民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指导意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沙皇俄国是有名的民族监狱，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于 1917 年 11 月 15 日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各族人民拥有平等和自主权；享有完全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部族可以自由发展。1918 年 1 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明确肯定了联邦制原则，指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于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联盟基础上，而成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

在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下，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和自治共和国。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先后宣布独立，并得到苏俄的承认。乌克兰政权最初被民族主义的拉达掌握。苏俄于 1917 年 12 月 16 日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独立。与此同时，乌克兰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罗斯工人士兵支援下，逐渐在乌克兰各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7 年 12 月 24—25 日，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召开，

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拉达于 1918 年 3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47 页。

月成立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宣布脱离苏俄。德国战败投降后，红军开进白俄罗斯，拉达逃跑。1919 年 1 月，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高加索， 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于1918 年4 月宣布成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脱离苏俄。5 月，分裂成三个共和国。直到 1920—1921 年春，才先后建立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在中亚，1918 年 4 月建立了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为第一个加入苏俄的自治共和国。在土耳其斯坦南部，1920 年 4 月和 10 月先后成立了花剌子模和布哈拉两个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巴什基尔、鞑靼等少数民族成立了自治共和国。

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后，俄共（布）中央提出要加强各苏维埃共和国间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以抗击共同的敌人。1919 年 6 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指令，规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合并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1920 年秋到 1921 年春，俄罗斯联邦又先后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条约， 进一步将对外贸易、邮电等人民委员部合并。

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顺利恢复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各苏维埃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经济整体，以便充分利用各国的经济财政资源。1922 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联合的问题。为了具体研究这一问题，

俄共（布）中央在 1922 年 8 月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不久， 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方案得到某些共和国党中央的支持，但遭到格鲁吉亚党中央的反对。列宁因为生病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当他了解到双方争执的内容后，写信给党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反对自治化计划，认为它缩小了各共和国的权利。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在 1922 年

10 月通过决议，规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联盟。

党中央十月决议还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盟而不是直接参加即将成立的苏联。以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一规定。他们要求格鲁吉亚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直接加入苏联。斯大林以及俄共外高加索边疆委员会书记奥尔忠尼启则不能容忍这一要求，斥责他们是“沙文主义败类”，并改组格鲁吉亚的党政领导机构。奥尔忠尼启则还发脾气打了姆季瓦尼的支持者卡巴希泽一耳光。列宁得知这些情况后，于 1922 年 12 月 30—31 日，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 问题》的信件，批评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列宁指出，民族问题极为重要，“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①在反对民族主义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②要着重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鉴于政府机关并未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机关，列宁认为，有关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2—353、352、350、3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2—353、352、350、355 页。

“退出联盟的自由”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③并不足以保护少数民族不受大俄罗斯主义的侵害。他认为，必要时可从现有的联盟形式后退，只保留军事外交的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④。列宁口述这封信后不久，病情恶化，无法工作。列宁的上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1922 年 12 月 30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成立苏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四个共和国。中亚的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由于国家制度不同， 没有加入苏联，但它们同俄罗斯共和国订有联盟条约。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雅科夫和纳利马诺夫分别代表四个共和国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24 年 1 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宪法，从法律上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下来。

1924 年，在中亚细亚进行了民族区域划界工作。原来的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共和国不复存在。新建两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于 1925 年加入苏联。另外，组建了塔吉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三个自治共和国。1929 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苏联发展成为由 7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

国民经济的恢复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苏俄就遭遇了罕见的大旱灾，34 个省的 3000 万居民陷于饥荒。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灾害，到第二年就消除了它的后果。

1922 年起，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 1923 年，大工业的产量达到战前的

35％，工人数量也有所增加。但 1923 年秋天，又发生了销售危机。国营工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里，致使企业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工人中产生不满情绪，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罢工事件。造成销售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过大。工业品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而农产品价格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广大农民群众无力也不愿购买昂贵的工业品。另外，国家过急地采取行政措施限制、排挤私营工商业，而国营和合作社机构又软弱无力，致使商品流通不畅，市场萎缩，销售危机更加严重。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决定降低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整顿工人工资的发放，改善商业工作。1924 年，进行了币制改革， 使卢布的价值逐渐稳定下来，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条件。1925 年 4 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对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决定停止对私人资本的排挤， 放宽对私人工商者的信贷条件，降低高额税率。在农村，减轻对新发展起来的农户的政治经济压力，取消对农民经商的限制，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成份活跃起来，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在农村，富农力量有所增长。1925 年，富农占到全体农民的 3.3％，中农占 61.1％，贫雇农占 35.6％。工业中，私营企业包括小工业和手工业在 1925 年占整个工业生产的 23.9％，其中资本主义成份的比重不超过 15％。在批发商业中，私人资本居于次要地位，只占全部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2—353、352、350、355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2—353、352、350、355 页。

交易额的 1/4。但在零售商业方面，则是私人店铺占统治地位。苏维埃政府对这些资本主义成份进行着各种监督和控制。

列宁十分注意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1922 年底—1923 年初，列宁在病中口述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

《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信件，阐述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

列宁特别重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认为坚持工农联盟，保证农民跟无产阶级走，不跟资产阶级走，是关系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事。为了做到这点， 列宁提出合作化计划。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合作社可以把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①另一方面，合作化又是农民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因此，合作化计划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方法。为了发展合作社，党不仅要大力支持这个事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列宁认为，这是摆在党面前的划时代任务。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应由“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说，这种改变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列宁提出的另一项划时代任务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②他提议改组工农检查院，把它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模范机构，并依靠它改造国家机关， 反对官僚主义。只有国家机关真正是新型的、精简的、有效率的，它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节约资金，建立大机器工业，实现电气化。

列宁还提到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他认为影响党的稳定可能是工农“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也可能在于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关系。“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列宁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性格却太粗暴。因此，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至于托洛茨基，列宁说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③列宁担心，这两人的不同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分裂。为防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列宁主张补选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提高党中央的威望；改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以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1923 年 1 月，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①

列宁的这些思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可惜，受条件限制，列宁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市场，运用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65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6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67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38—339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40 页。

民主法制加强监督反对官僚主义，文化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能进行充分的阐述。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因脑溢血引起呼吸器官麻痹而与世长辞。

列宁逝世后，苏联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艰苦奋斗，加快经济建设工作。1925 年，谷物的总产量接近战前水平，达到 7247 万吨。畜牧业还低于革命前的水平。工业总产量为战前的 73％，铁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为战前的 80％。国内商品流转总额大约是战前的 70％。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25—1926 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达到战前的 93.7％。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