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亚洲的觉醒

一、伊朗的立宪革命

伊朗的民族觉醒 亚洲觉醒是民族忧患意识和民主改革意识的觉醒，是世界意识的形成。它在伊朗则表现为立宪革命。

20 世纪初，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的伊朗，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浪潮的冲击，已经深深陷入半殖民地的处境。腐败的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 把电报线敷设权、货币发行权和南部伊朗石油开采权卖给了英国，把里海渔业租让权、保险与运输业租让权卖给了俄国。比利时掌管了伊朗的海关事务。

改革之风曾几度吹过伊朗。19 世纪末，改革思想家马尔科姆汗（1833— 1908）为宫廷起草《改革书》，但不为封建势力所容而被贬欧洲。1890 年他在伦敦办波斯文《法言报》，在法治和君主立宪制的宣传方面，影响了伊朗知识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因劝告国王改革而被放逐至奥斯曼帝国。但是立宪改革大势所趋，民主主义者继续要求制订宪法，召开国会，进行改革和反对外来侵略。伊斯兰教徒中的爱国者，也鼓动穆斯林民众同国王的卖国行为作斗争。这两股反抗潮流冲击着伊朗专制政府。

第一届国会和宪法的颁布 1903－1905 年，伊朗粮食歉收，外贸锐减。有出国旅游癖好而囊空如洗的国王穆扎法尔丁，1900 年向俄国借款 240 万英镑，1902 年再向俄国借款 100 万英镑，1903 年向英国借款 30 万英镑，而 1905年又试图再次向俄国借款。国王借外债出国旅游的行动，激起各阶层的不满。

1905 年 12 月，德黑兰地方官毒打商人和阿訇的偶发事件，成为伊朗革命的导火线。群众运动采取了到清真寺避难（“别斯特”）的传统反抗形式， 塔巴塔里和比哈比哈尼两位著名的阿訇成为他们的领导人。抗议活动持续了 8 个月，先后有几万人参加。1906 年夏季的抗议群众，提出了立宪要求。

迫于压力，国王下诏召开立宪议会。10 月，第一届议会开幕。12 月，颁布宪法。宪法给国王的权力是指定 30 名参议员；议会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有权决定法律、预算、借款、租税问题；政府对议会负责；人民有受教育、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宗教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伊斯兰教什叶派被宣布为国教；内阁大臣必须由穆斯林担任；5 名高级僧侣组成的法律草案审查委员会负责用伊斯兰教精神审查议会通过的法案。

政变和第二届国会 在 1906 年以后的制宪过程中，伊朗民主政治空气十分活跃。首都和各省会纷纷成立了由僧侣、商人和工商业者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监督政府和执行司法机能。自由思想刊物由革命前的 6 种猛增至 100 多种。普通人民可以列席议会。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穆扎希德”，建立了一支由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费达伊”。

1907 年 8 月的俄英划分伊朗势力范围的协定，鼓舞了反革命势力，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批准宪法的组成部分——《基本法补充条款》。人民群众的回应是许多城市示威抗议和罢工。8 月 31 日，一位革命者刺杀首相阿塔别克·阿扎姆后，在国会大厦外自杀。10 万群众集会悼念这位英雄的行动， 迫使国王派他的儿子到国会宣布愿意遵守宪法。

但初步胜利把隐藏在底层的分歧公开化。要求革命止步的保守派和要求继续改革的民主派的对立，为反动派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1907 年 12 月

和 1908 年 6 月，国王利用人民对税收不满和依靠俄国军官训练的哥萨克旅， 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第二次政变得逞。国王宣布废止宪法，解散国会， 颁布军管法令，大批革命者被杀被捕。

首都的革命中心丧失了，在各省会却出现了许多革命中心。最有力量的中心在大不里士、腊什特（吉朗）和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的领导者为萨达尔汗和巴盖尔汗，这里的革命者坚守省城，为全国护宪部队赢得了时间。1909 年 7 月，叶夫列穆和谢别赫达尔领导的吉朗护宪军和撒姆撒姆·萨尔塔纳、萨尔达尔·阿萨特兄弟领导的伊斯法罕护宪军一起，解放德黑兰，国王逃入俄国使馆。7 月 16 日，非常会议另立艾哈迈德为新国王，并组成新内阁。

1909 年 11 月开幕的第二届国会，是民主派和保守派激烈冲突的议会。在首相人选及武装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支持王党的叛乱屡有发生。1911 年 5 月，面临经济崩溃的新国会，邀请美国摩根·舒斯特整顿财政，结果触怒封建势力及英俄当局。12 月 24 日，内阁被迫关闭议会，流放议员，并接受英俄奴役伊朗的要求。卡扎尔王朝重新统治伊朗，革命宣布失败。

俄英是绞杀伊朗革命的元凶。1907 年英俄协定后，两国对伊朗采取一致行动。1909 年国王政变期间，俄军占领大不里士和腊什特等地，而英军则在波斯湾沿岸登陆。1911 年，俄军占领伊朗北部，英军则从南部进犯。俄英两国又联合向伊朗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压迫伊朗就范。革命失败后，俄英成为伊朗的太上皇。

1905—1911 年伊朗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并在俄国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亚洲觉醒时期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