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科学

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变迁的迅速，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科

学领域也呈现出多流派、多分支、多角度、多特点的局面。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日趋加强，同时，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经济学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马歇尔的学说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他提出的价格均衡论，是通过对流通领域中供求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价格的形成，以及怎样实现供求处于均衡时的价格，即所谓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又建立了他的分配理论，他认为，分配是国民收入如何分割为各生产要素的份额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而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仍然属于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

1946）脱颖而出，享誉世界。1936 年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形成。凯恩斯抛开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需求或总收入与消费和投资总和的平衡关系，从而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认为，社会总需求，即所谓的有效需求，是由总消费需求和总投资需求所组成。他还把心理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之中，指出由于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社会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总供给水平（即生产水平），从而造成“非自愿失业”。为了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就需要增加社会投资以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并藉此扩大总就业量。“有效需求”不足，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根源，为了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通过变更利率、通货膨胀、公共投资和公共工程等手段来干预调节经济生活。凯恩斯这一理论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自由放任主义的统治地位的结束。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首先在美国“新政”中得到了印证，或者说它对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迫不得已采取的非正统措施提供了理论上的认可。自此以后，凯恩斯主义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国策，推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一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直到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了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各种新兴经济理论才应运而生。

历史学 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传统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历史学的政治借鉴作用逐渐降低，人们由过去的重视经验、重视过去转向重视科学、重视现实和未来。大量新兴学科排挤了古老的历史学，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探索史学变革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又使流行于史学界的相信科学和理性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美好未来的进步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历史学家需要对人类的前途和文明的未来做出新的说明和解释，需要重新估价史学在 20 世纪的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出现了许多新的流派。

本世纪初由德国人斯宾格勒（1880—1936）创立的“文化形态史学”，曾经风靡一时，但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斯宾格勒的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这是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他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具有生命的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各个文化是可以比较的，就是说不论它们各自具有如何不同的特点，

但都要历经生长盛衰，最终走向死亡。他自称是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说他的理论体系不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优越，但他又说，世界上共存在过 8 个文化，其中 7 个已经死亡，只有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盟国固然因战败而沮丧，协约国也被战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国内经济的残破弄得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弥漫着悲观的空气。斯宾格勒的著作虽然也讲西方的没落，但又断言西方文化尚未走到尽头，仍有生命，这就使那些感到前途莫测的西方资产阶级至少仍怀有希望。这就是这部晦涩难读的书为什么名噪一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没落》一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斯宾格勒的思想实质尽管仍然是“西欧中心论”，但他至少表面上承认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最终也要走向死亡；他也承认其他文化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它们的鼎盛时期与西方文化的鼎盛时期是不分轩轾的。因此，《西方的没落》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们更宏观地观察历史。

继斯宾格勒之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先后出版了12 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进一步发挥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6000 年的世界历史中共存在过 26 个不同的文明，各个文明在哲学意义上是平行的，同时代的，这些观点与斯宾格勒基本一致。但汤因比认为，历史是通过挑战和应战来发展的，文明的生长和衰落正是这一挑战和应战的过程决定的。西方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威胁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新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

以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和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1889

—1943）为代表的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改传统史学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作法，主要研究史学的性质、功用和意义。他们不象思辩的历史哲学那样重点研究人怎样创造历史，而是讨论人怎样研究历史。克罗齐认为，历史即哲学，历史事实离不开历史学家的思考；而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思考要受到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限制。科林伍德认为，任何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思想，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应在现实的基础上对过去的思想进行重新思考、复活和再现。尽管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思想体系上属于唯心主义，但他们提出的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和主体意识问题，是被传统史学长期忽视的，其中不乏合理的成份。

在西方史学界颇有影响的流派还有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史学家自 1929 年起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 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至今已有三代人物，最为著名的是第一代的吕西安·费弗尔

（1878—1956）、马克·布洛赫（1886—1944）；第二代的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等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两大主张：一是提倡“全面的历史”（或称“整体的历史”），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二是提倡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批评各种历史专家“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而不顾其他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成果与见解。与极为重视狭隘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历史的传统史学相比，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的研究范围，采用了更为广泛多样的研究方法，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自 1947 年以来，年鉴学派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许多年鉴派史学家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忽

略了考察人类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以致见物而不见人。

苏联历来重视史学研究。十月革命胜利后，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担任苏联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开拓了如革命运动史、阶级斗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新的评价。波克罗夫斯基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受到列宁称赞的《俄国历史概要》一书。与贵族资产阶级史学美化帝王将相、强调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动力这些唯心主义观点相反，他力图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去解释历史，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特别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注意揭露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但他的著作中也反映出经济唯物主义的影响，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对历史的叙述往往流于抽象化、公式化，或者说社会学化的倾向。

社会学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40 年代，社会学在西方各国相继得到正式承认，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讲座并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在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建设过程中，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就是发生在社会集体层次上的现象，即“个人每时每刻都遵守的、存在于个人之外的集体行为和思维方式之现实。”涂尔干坚决反对把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人行为的主张。他认为，社会虽然是由无数个人集合而成的，但好比一本书不同于一张张写上字的纸一样，社会本身是一种实体，它具有不能用个人的行为来说明的独特性质。涂尔干坚持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原则，把社会事实看作同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事实一样的存在，因此主张对社会事实应当用研究其他自然现象的方法来研究，而不应当像研究哲学那样从某些抽象的假定进行推演。总之，涂尔干的社会学就是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事实。《自杀论》是他的代表作。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学的另一位奠基人，他的“理解社会学”开创了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传统。与涂尔干的看法相反，韦伯认为，客观存在的只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动，社会作为实体并不存在。因此，对社会的研究只能从作为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而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由于个人的行动与主观的意图、动机和目的紧密相关，也包含着情感、意志、兴趣等心理因素，所以要解释个人的行动，就首先必须“理解”（Vevstehen）它。韦伯说：“主观理解是社会学知识的独特特征。”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韦伯所强调的这种主观理解的方法，反映了他的方法论中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论传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一部名著。

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学的两大流派，涂尔干和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奠基人对后来的西方社会学家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