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学校”

从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目的出发，凯兴斯坦纳提出了建立“劳动学校” 的主张。他提出，公立学校有两个不可缺少的任务：一是性格陶冶；二是职业训练，为此应将公立学校办成“劳动学校”。

凯兴斯坦纳认为，劳动是精神训练的绝好时机，儿童通过机械的操作劳动，可以发展意志力、判断力、敏锐性和兴奋性等基本能力，从而使性格得到陶冶。他强调，“劳动学校的组织，必须以性格陶冶为最高条件。”为此， 劳动学校要坚决排除那些“杂乱”的和“肤浅性”的知识，用极少的“真正经验的知识”材料去培养学生“极多的适应力、本领和工作兴趣，以完成国家公民教育的使命”②。在他看来，劳动学校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学生良好的性格，使之受到最高价值的“精神训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凯兴斯坦纳又把劳动学校称作“性格陶冶学校”。

劳动学校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劳动训练。通过劳动训练，教育学生乐于从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和劳动，激发他们做好工作和劳动的愿望，培养他们形成个人的职业技能，以便在将来能够很好地为国家服务。凯兴斯坦纳强调，国民学校的主要科目，不应是“读、写、算、画”等获得“简单文化工具本领”的科目，而应是劳动训练。学校应设立手工场、实验室、学校园地等，让学生从事各种“制作”、园艺、烹饪、细木工、钳工等手工技艺劳动。他要求学生在劳动中要竭尽全力，以形成熟练的职业技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凯兴斯坦纳认为，知识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为此他提出将劳动课程作为独立的教学科目，由有能力的专业教师来担任，以增强和提高劳动训练及职业陶冶的效果。

凯兴斯坦纳的“劳动学校”理论于 1908 年开始进行实验。1920 年，德国教育大会通过决定，要求新学校必须是劳动学校，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1926 年，德国教育大会提出开展“劳动学校运动”，使劳动学校在德国普遍推广，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德国风行一时的教育思潮，并在瑞士、法、英、俄等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凯兴斯坦纳的“公民教育”及“劳动学校”理论具有明显的维护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培养忠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新型劳动力。他的“劳动学校”理论与杜威的职业教育理论及“从做中学”的思想如出一辙，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劳动力新的要求。“公民教育”理论渗透着国家

① 《工作学校要义》，第 71 页。

② 《工作学校要义》，第 94—95 页。

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助长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