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个字支撑一条路

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毛泽东，换一句话说，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一种思想。

其实，那只是只有四个字的思想。

开始，五四运动的精英们也是选择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思想聚集在一起的。

在 1921 年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毛泽东和其他 12 个人握手互称“同志” 的时候，或西装革履，或长衫过膝，清一色的白面书生。手无寸铁，只握着从书本里读来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还得由蓝眼睛的革命家来教他们使用。

这四个字掀起了革命的洪涛巨浪。可除了从城市散向农村，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流向。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使它转瞬失落在中国的丛山峻岭、沟沟洼洼之中。

彭湃和毛泽东较早把目光投向贫瘠广袤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1926 年 6 月在广州主办农民讲习所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地主来源、农

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 36 个项目，有的列出提纲，引导学员调查， 要求他们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另外，他又在农讲所讲授地理课， 强调地理环境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外， 尤其要了解和熟悉本省的山川形貌、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所给予政治的影响等等。

1927 年 1 月，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一头扎回湖南，作了一系列关

于农民运动的调查。他的行程大致是：1 月 4 日至 8 日，深入到湘潭县的县

城、银田寺、清溪寺、韶山；1 月 9 日至 13 日，到湘乡县的唐家蛇、县城、萧家冲；1 月 15 日至 23 日，至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采桥、县城；1 月27 日至 2 月 3 日，至醴陵县的县城、东富寺；2 月 4 日到长沙县郊区。原计划还要到湖南的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正是这样走了 32 天，行程 1400 余里的考察，形成了他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 2 月 16 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中，他说：“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这次农村调查的情况。在 1941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说： “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个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 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要的。因为农民太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从此，毛泽东获得了“农民运动大王”的称号，西方人则形容：卡尔·马克思降临亚洲的稻田。

但是，离开“稻田”的国共合作大革命凋谢了。被断送在 1927 年的夏天。

到何处去寻找耕耘的土地？

当然还是大城市——南昌、长沙、武汉。毛泽东第一次领兵要去攻打长沙了。

可不到半月，他改变了主意。把目光投向了他一直钟情的偏僻乡村，还有那里的农民。走一路，他调查一路。

1930 年 5 月，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毛泽东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以制定在农村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在城镇中对待小商业者的政策。因为党内此前的“左”倾经济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一来到寻乌，就住在县城的一所天主教堂，深入实际。进行了 20 天的调查，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于是他和县委书记古柏商量，召开了 50 多人

参加的总结调查会共同探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 20 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接着，他把没有把握或者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一提了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开了两天，集中大家的好意见，这样，寻乌调查基本结束。

稍后，毛泽东在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在会上，他开头第一句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鸟做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说：“调查了！” 他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糯米甜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下子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 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1931 年 2 月，他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在宁都小市整理了

近 10 万字的《寻乌调查》，并一直珍藏着，经过长征，带到延安。

这篇文章第一章便是“寻乌的政治区划”，分述其七区四厢十二堡的地理位置。第二章则为“寻乌的交通”，分述寻乌的水路、陆路特征及其周边所达要衢，又叙及电报、邮政及交通器具。此后再深入论及寻乌的商业、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经济政治内容。在这篇文章的前言里，毛泽东还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 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蒋介石曾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而毛泽东则说：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赢得了农民， 谁就赢得了中国。

正是在毛泽东倾力调查的农村，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各处的力量开始重新聚集。毛泽东、朱德等在赣南、闽西的山区里，闹起了红火的革命。

可是，好景不长，王明和一群啃惯洋面包的年轻人，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纷纷走来。他们了解中国吗？

王明从 1925 年入党，到 1935 年 1 月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 10

年间，在国内只呆了 3 年；如果从他 1931 年 3 月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算起，还

不足 10 个月。据说，这位隔雾看山的理论家宣称：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 读了这么多马列著作，还不能统治中国？

但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统治中国，还丢失了一个当时已存在三个年头的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

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却使中国共产党几乎走上绝境。毛病出在哪里呢？

本来，说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思想家最喜欢用的是“务实”两个字。大史学家班固称道汉景帝的儿子刘德学问做得好，不经意写出了一句“实事求是”。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两千年后竟救了一个民族！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支撑起一条历史的路！

谁能想到，20 世纪中国在这条路上的两次飞跃，都依靠这四个字作了支点！

捡起这四个字的，就是毛泽东这位酷爱读书、学问做得好的农民儿子。不过，他有自己特殊的见解：不光要读“有字之书”，更需要读中国社会国情这部气象万千的“无字之书”。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宣称：“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务实的精神，使毛泽东坚信一点：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是一条和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根本不同的思路。

了解中国的法子，就是调查研究。

从此以后，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用的政治术语之一。

实事求是来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情有独钟。遇到因难，需要作出决策来解决的时候，他总是想到这四个字。1961 年初，为纠正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失误，他号召把 1961 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事有凑巧，在八届九中全会要闭幕的前一天，一篇题为《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在福建龙岩发现了，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那是他 30 年前写的，后来丢失了。毛泽东说：我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想念和寻找着它。

这是在枪炮声中诞生的“孩子”。1930 年 11 月，蒋介石军队逼近江西吉安的罗坊，毛泽东率红军后撤途中，在木口村，利用中午时间仍召集农民搞调查。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 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O 年后，毛泽东重读旧文时，索性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 10 年的痛苦孕育，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分娩。

到了延安，随之而来的全党整风，也是由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哲学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牢牢地构筑在人们的心田里——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

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它。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一位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他对当地的情况根本不熟悉， 对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也不了解，第二天就下命令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答不上话来。不了解实际情况，当然也没有发言权。这就需要调查研究。

1941 年冬天，延安中央党校请毛泽东题写校训，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无疑为他的著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落下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连普通的老百姓也读懂了它的份量。

1947 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用汉白玉刻的这四个字埋藏起来，直到收复延安才重新嵌回原处。

这时的毛泽东，已到了西柏坡，住在了新中国门槛前的驿站。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挥起手臂划出一道箭头：中国历史进程的下一站，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的途径，毛泽东采用中国的思路，和平地，温和地、逐步地过渡， 实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

一个强大而进步的政权，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这个新生的政权，在 1949 年终于出现了！

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场人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变幻城头的大旗， 而是要解决好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曾同来华访问的两位巴西客人风趣地说：“中国人口这么多，要发展起来后我才好去报告上帝。上帝问我，你们的人民怎么样， 如果我说还很穷，上帝就会骂我，要给我严重处罚，派我再回到中国。”毛泽东的这一特有讲话方式，使人感到很轻松、幽默，但它却沉甸甸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尽管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预言过：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一经建立，人们还是未曾想到， 这个社会的体制需要改革，更不曾想到，需要对其为时尚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显著的形态进行改革。

在中国，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1956 年，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欢呼声中，他没有陶醉；在“一五”经济计划捷报频传的喜庆气氛里，他开始冷静地思考，立志探索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以改变因过分集中而制约了经济活力，因片面发展重工业而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运行体制。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革命过程中，都曾有过在封建经济基础上， 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就是列宁批判过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对此，毛

泽东早在 1945 年就有了警觉，他曾对一些民主人士明确表示过：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能帮助将来的社会主义前进。10 年后，他再次重申，且语出惊人：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槁资本主义。苏联怀疑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中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毛泽东的回答还是那四个字：实事求是；还是那个原则：中国国情；还是那个方法：调查研究。

启动的专列，似乎唱着毛泽东心中新的进行曲。

1955 年 12 月 21 日至 1956 年：月 12 日，毛泽东沿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返回北京。一路找地方干部谈话，调查研究。回到北京，他连续听取了中央 34 个部门的汇报，安排极其紧张。几乎每

天起床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上床休息，十分疲惫。他戏称，这是“床上地下， 地下床上”。

他在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6 年和 1957 年，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建国后的代表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勾勒出社会主义前进的导航图。

一生探索的毛泽东，靠实事求是，了解国情，领导人民创造了两个中国，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还要再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但越往前走，是前无古人的荒原大漠。

而毛泽东，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深入调查的方便了。有一道无形的墙， 把他和社会，也和事实求是隔开了。

1953 年，毛泽东春游黄鹤楼。就在他与一位个体商贩交谈的时候，被旁边一个孩子认出。瞬间人涌如潮，围得水泄不通，保安人员心中不安，毛泽东却幽默了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6 年到杭州龙井村去的时候，有关部门出于安全需要，事先把老百姓们集中到乡里开会，毛泽东进村的时候，只有几只闲散的大公鸡在村道上徘徊。他只好说：看来大公鸡还是欢迎我的。

1958 年，类似的事在天津正阳春饭馆重演。事后打扫现场，挤丢的鞋帽钢笔竟收了七筐半。

尽管毛泽东外出愿意轻车简从，但越来越细的保卫措施，使毛泽东的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小了⋯⋯

此时此刻，毛泽东一定想起了他在江西苏区的那些个不眠之夜。当他点一盏马灯独自走进村寨低矮的草棚，他看到的是许多人无法看到的真实世界。

在失却实事求是支撑的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毛泽东决定再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的重点是中国农村“大跃进”之后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就在 1961 年 3 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间作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 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第二次反“围剿”敌我悬殊很大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

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也是在这次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把他刚从福建龙岩找到的《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印发给大家。

“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无法忘怀 30 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对他个人命运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旧丈重读，心有灵犀。毛泽东真诚地检讨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 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期望着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使他重新获得把握现实与未来的信心。

然而，他终于没能做到。

一年后，他捡起 1921 年夏天的那四个字——“阶级斗争”，还说要年年讲，月月讲。

离开实事求是的阶级斗争，历史的路就偏了。实事求是的份量，也就有了另一种计算方式。

哲人们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掀动地球，可在似乎用自己的热情就能熔炼钢铁，单凭意志就能移山填海，依靠豪言壮语就能震憾世界，单靠阶级斗争就能实现理想的思路中，走在历史之路上的时候，脚下，恰恰少了实事求是这个支点！

于是，历史的车轮开始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