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坏典型：“无行”的郭象，“庸人”王建，“笑里藏刀”的李义 府，“能伸而不能屈”的刘幽求

郭象（252—312 年）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淡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但据《晋书》卷五十《郭象传》载，他开始以清高扬名，以清淡自娱， 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其本传载，向秀死时， 其子尚幼，郭象以自己的特殊身分把向秀的《庄子注》遗稿要过来，略加补充，便以自己的名义传布于世。毛泽东读《郭象传》，在旁边批注：“郭象无行。”

王建是北魏初年武帝拓跋硅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无二十年（395 年），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 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在《北史》卷二十《王建传》说到这件事情的旁边，毛泽东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的确，坑杀俘虏，是王建的建议在政治策略上的重大失败。

李义府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右相，权倾一世。《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极其鄙薄。他在《李义府传》说“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被忌阴贼。⋯⋯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一段旁批道：“笑里藏刀李义府。”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早年拜间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如本传载，先天元年（712 年），唐玄宗初即位时，迁其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恚而卒”。

毛泽东读《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时，在其篇首处分别批注：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这显然是批评他处理个人名位时，心胸过于狭窄，同时也不懂致仕的进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