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万事、能文能武的人”——商纣王帝辛

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昏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直观的依据是：商朝在他手里亡了国。

毛泽东不这样看。

1958 年 11 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他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 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 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 年 2 月 25 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为商纣王平反，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有名的翻案文章，较早见于郭沫若的《驳<说儒>》。毛泽东是赞同他的观点的。

郭沫若认为，帝辛（商纣王）“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 严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像商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 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商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 年 7 月）上面，后收入作者于 1945 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 年和 1957 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 50 年代便读过了。

稍后，在 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后者说：“今商纣王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

是信是使，惮暴虐于百姓，以好轨于商国。”这显然是为了师出有名攻击对手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 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褪都漂了起来。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已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方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