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怎样搞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建国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作过自我批评。1953 年 8 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尽管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仍然从事了大量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的经济运作。

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很不协调，得不偿失。捅了乱子，就有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对自己搞经济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大跃进，毛泽东是推动最力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的人。时间大致在 1958 年 10 月底。他于 11 月初亲赴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他的反思，也常常结合对自己的检讨。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田家英和吴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间深谈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压缩空气”。

当时，毛泽东心里不大痛快，感触很深。事情是由这天下午他同各大协作区组长（相当于建国初各中央局书记，也称大区书记）的谈话引起的。他本来想同他们商量压缩 1959 年的生产指标，比如把钢产量从 3000 万吨降到

1800 万吨，结果是各路“诸侯”反过来说服他保持此前在 8 月北戴河会议上定的高指标。毛泽东对田家英和吴冷西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依据。毛泽东还说，中央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也让毛泽东担心。此前，《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说用三四或五六年就行了。这个社论本来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写的。在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谈到过渡时间，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后面还有半句话：“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谈话中，毛泽东告诉田家英和吴冷西：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活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说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显得很激动：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 65 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此后，经过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又决定 7 月间召开庐山会议。

可以说，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有这样三条路交叉前行着：一是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要立刻转过弯来一时也不容易，这使他有为难的地方。一是虽然想纠偏，但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场运动毕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这是他一生特别看重的“民气”，因此他反复提醒，既要“泼冷水”，又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再一条路就是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本人积极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已经准备承担责任，并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样顺手。

胡乔木生前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曾向参加撰写的人员披露毛泽东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前这样一个心态：

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些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

1959 年 7 月初上山后，毛泽东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前半截的会议，被说成是“神仙会”，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不忌讳在人面前谈他的失误。

譬如，11 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 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泽东在 7 月 23 日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去年 8 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去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不满的，曾针对它讲了许多话，其中说到自己，解剖自己的话也不少，但，那不是经济方面的了，属于另一个主题。放在后面说。

胡乔木还曾回忆：“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

看来，大跃进的失误，对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觉影响不小。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后期，他的许多自责的话，由于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免有些赌气的意思在内，那么，在处理了这种被他认为是锗误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还是很深刻和真诚的。

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说到：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这里虽然说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泽东真正要说的，或者说引起

他发这一大通感慨之语的，无疑是大跃进的经济失误问题，是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问题。

说完这番话后三个月，他便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他在杭州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是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

但是，由于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经济工作方面的“左” 倾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泽东继续作自我批评。

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报告时，便说到：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锗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 1959 年完成 3000 万吨钢，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 2000 万吨

钢，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 1650 万吨钢⋯⋯如此等类。

纠“左”的高潮，当然要算是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讲完还提出让与会者把他的自我批评传达到下面去。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许多地方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 30 日这天讲了一大通话，还说到一些地方没有传达他的自我批评的事情：“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只是中国在探索，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关注的事情。这样，接见外宾时就免不了要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在大跃进失误以后，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也是常常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在 30 日的讲话中，他便介绍：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 ‘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 ‘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大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一九六 0 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

中国缺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缺乏经验，并懂得很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

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事实上，在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了。正像他说的那样：“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