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言与纳谏：用人之道

史书和古代知识分子们的书论文章，经常谈到一个话题：怎样做帝君人主。

当“第一把手”。让天下臣眼，最重要的是怎样驭人，怎样听臣下的“汇报”。贤君明主，都有一套用人听言的办法，而且往往有效。大凡昏君弱主，在这方面则往往不得要领，槁得一塌糊涂。

出将入相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写过一篇《为君难论》，提出君王听言用人的难处。他说：怎样用人固然难，但不如听言之难。因为“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者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百徒失于听，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是，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兵降秦者 40 万，被坑于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代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 20 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剪可带多少兵去，王剪回答非

60 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他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

兵 20 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剪领兵 60 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剪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同志”。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欧阳修的这段话旁边批道：“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非少年新进乎？”认为秦国的白起、王剪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这个批语，正好反映了毛泽东特别看重和提倡重用年轻干部的一贯心迹，大可同他在团中央会议上大讲把“周瑜”选进团中央领导班子的话对照起来读。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符坚，打算征伐

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符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 90 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郓州。但举朝之上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决定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每个君王都是能够说话算数的人。相反，在许多朝代，都有一些被称为“傀儡”的皇帝。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欧阳修写的《朋党论》作了一些阐述。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汉献帝把天下的名士都作为“党人”抓了起来，黄巾起义后有点后悔，又都放了出来，但国家已经没救了。唐昭宗把朝中名士杀掉后，又扔进黄河里面，还说：你们自称“清流”，我偏偏要扔你们到“浊流”中去，随后，唐朝也就灭亡了。

毛泽东在批语里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于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 200 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曾出现长达 40 年的“牛（僧

孺）李（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自马驿杀死 30 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毛泽东则认为他的这些论述“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所谓傀儡皇帝，除主观上没有好办法外，客观上总是有精明强干从而势力坐大的权臣从中作梗，阻隔上下，使令难下，即使令下也没有人听。故许多帝君人主都特别强调令行禁止。

强调令行禁止，当然不是独断专横。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是“第一书记说了算”。问题还是要回到怎样听言纳谏，并且使臣下能够和敢于进言劝谏。

为此，宋代的苏洵写了一篇《谏论》。其中有一段话，说：“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谏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这段活读来有些拗口，意思是一定会使君王采纳自己意见的才是能谏之臣，一定会使臣下进谏的君王才是能纳谏之君。语意似乎比较生涩，道理有点空，又有点硬。故毛泽东很不喜欢这样的议论，在批语中说是“空话连篇”。

接下来，苏洵着重论述君王怎样使臣下“必谏”。他说，君王有天神之尊威，如果没有赏赐和刑罚的规定，一般臣下犯不着如同抗天、触神那样去向君王进谏的。只有那些不悦赏、不畏罪、性本忠义的“勇者”才敢“必谏”，

可是这样的人不可常得。于是先王们“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洵举了三个人面临渊谷如何让他们跳过去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勇敢，一个人既勇敢又害怕，一个人害怕。面临渊谷，如果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说明谁勇敢，那么只有那个勇敢的人才能跳过去；如果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赏千金，那么勇敢的人和半勇半怯的人都能跳过去；如果这时候后面突然冲上来一只猛虎，那么，这三个人包括那个本性怯弱的人，也都会跳过去了。

看来，苏洵是认为，当君王的，最终是要靠刑威惩罚，才能使所有的臣子都进言劝谏。读至此，毛泽东对这个例子同样很不以为然，仍认为是空话连篇，在批语中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者，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往实处说，无论怎样用赏刑相加相逼，能否跳过渊谷，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客观上看渊谷有多宽，主观上看跳者水性如何。没有这些条件规定，便是“书生欺人之谈”。或许，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不单是指这个实例，隐含臣“必谏”君的主客观条件。

作为统帅，怎样用人，特别是如何看待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历史上很有些帝王处理得不错。

南朝齐代的丘迟写的《与陈伯之书》，为文学史上的骈文名篇。陈伯之在齐未为江州刺史，曾抗击过梁武帝萧衍，后降梁为江州刺史。公元 502 年率部投魏，505 年萧宏北征伐魏，陈伯之率军相拒。萧宏让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降，次年陈伯之降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先是指责陈忘恩负义投降敌人，继而申明梁代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从正面相劝。最后指出敌我双方形势，说明陈伯之的处境危险。中间，又以江南故国的美景和一些典故来打动他。全信写得委曲婉转，淋漓尽致。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把《与陈伯之书》推荐给周小舟、黄克诚读。当时，由于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黄克诚、周小舟已同彭德怀、张闻天等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受到党内的不正确的批判。毛泽东推荐该文时，还给周小舟写了封信，说：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悠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还附上了原文或原文中的一部分。该信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即希望周小舟等犯了“错误”的同志，“迷途知返”，这也是他做思想工作的一种方式吧。他在信中引用的《与陈伯之书》里的“迷途知返”四句，在原文里的意思是：迷途不远而知复返，这是以往的圣贤和过去的经典都赞同、嘉许的。这四句用来表达他当时的想法倒也合适。接下来引用原文中的两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初年，朱鲔曾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蕡，后来，刘秀又诚心招降了朱鲔，使其官至少府。再就是三国时，董卓部下张绣投降曹操，不久又反水，让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后来，张绣再次归降，在官渡之战中为曹营立了功，曹操仍旧信任他。丘迟在文中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只要陈伯之归梁，萧梁会“不以为疑”、“侍之若旧”，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其意也自明。也多少把自己摆到了人君之位。事实上，田家英、李锐等当时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秀才谋士”，背后也以“主公”

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