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与申韩：为君之术

治术，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治术，就是统治术、为君之术。

譬如，孔子、孟子及其弟子和后世儒家们，总是反复劝说君王们要施“仁政”，搞“仁治”。古代史家还经常谈到黄老（道家）之学和申韩（法家） 之术，所谓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君王黄帝和哲学家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统治方略。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 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提倡的很是严格的刑名法术，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举两个例子。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簿富贵，常有遗世之心”。这位大权在握、威加群臣的雄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对搞政治好像有些厌倦了。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五岁，因为年纪太小，还传出风声文帝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因为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 有的说今后要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拥戴太子，最后，拓跋弘表态了：“既然大家都愿意让太子继位，那就传位给他吧，有你们这些大臣辅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就顺顺当当地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 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

——这就是采用黄老之术的妙用。妙在“以退为进”测试群臣之心，最终达到稳稳当当传皇位给自己的儿子的目的。同时，还把在自己身后最有威望和实力篡位的叔叔拓跋子推“涮”了一道，让其明白：休得有非份之想。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传位发生了困难。他想了个办法，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著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担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执政，形成外戚专权，就派人把皇后的兄弟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储谋反”，醒来后就派人把刘蕡杀了。

——这就是采用申韩之术的严酷。其严酷就在于以进为进，公开防范和以至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靠杀戳来达到目的。这样的统治者，人们常常呼之为“暴君”、“昏君”。

明清之际的大史学家王夫之是个明眼人。他在《读通鉴论》一书里，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评论，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

诈术，欲取之而先予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拓跋弘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 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未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这种治术，是君子不齿的。看来，王夫之对申韩法术是很有意见的。

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在读此的批语中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 可划入法家之列。由这个批语，见出毛泽东对法家，哪怕是法家中的极端者， 也不愿一概否定。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 萧衍已有受禅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坦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上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柞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那里去了，萧衍就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来了，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到这件事，称沈约、范云是“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说“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 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懦”。

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俗懦者万千， 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万千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 相反，他认为：倒是法家讲“真话”，这是俗儒、伪懦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篡位后，特别是在晚年，以笃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紊，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忆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 35 年之久，反复无常的侯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粱武帝的有关史实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申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

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几千年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所谓“法制”，一个重要原则，是要有令行禁止的果断划一气象，不要搞成上下阻塞，说了不算的局面。对此，毛泽东的态度一向是鲜明的。在读史中，常结合现实来发挥。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在位 14 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他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 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据《明史》卷九本纪《宣宗》记载，宣宗在宣德七年（1432 年）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在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中说： 因为田赋太重，现在要十减其三。我听说先前下诏，有关部门都不执行，还互相串通约定，文牍中要避开诏书辞令。这就等于废了诏书，使皇恩不能下泽万民。从今天起，务必“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 “今犹存此弊。”看得出，他是很注意令行禁止的治政规矩。同时，也见出毛择东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 50 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令行禁止的问题。

政令畅通，行之有效，关键还是在体制的建设。

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存在不少毛病。对此，历代有识之士，都有所建言。

冯梦龙的《智囊》一书里，有一则讲明朝能臣徐阶的故事。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 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 3000 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 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 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 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