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水浒传》：革命的“教科书”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贯串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爱读爱讲的故事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到的一部书，以至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他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

毛泽东喜欢《水浒》和对《水浒》意义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37 年在《矛盾论》里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是从思想方怯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的意义。1942 年 10 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曾指示该院根据他的论述创作剧本。1944 年 7 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 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在贺信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

1959 年 12 月，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许多问题时，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谈到了《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 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在毛泽东的进一步发挥中，《三打》之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作用。

《水浒》最主要的启发作用，还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下面三个著名的例子。

谈到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 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人的， 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阻力。毛泽东的引用， 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

级，就像武松之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 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无所谓是不是“刺激”对方。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到：‘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去，手举钢刀， 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因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 1957 年 3 月在济南和南京有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在革命战略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 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总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的割时，又提起

《水浒》的故事。

1938 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 年 11 月 12 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

克化的 12 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也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饱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的好处”， 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甫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成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 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至于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 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晁盖、吴用等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宫济贫”的《水浒》平等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上立下脚跟，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能不能用这样的模式呢？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凤”，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抽肥补瘦”。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并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 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 1958 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

凤”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凤”的道理。

1959 年 3 月 5 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他说：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给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的办法。你们看《水浒传》上那个李鬼，他叫“剪拂”，讲得好听，剪拂者，就是拦路打劫，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 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种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打渔杀家》里头的卷毛虎倪荣，混江龙李俊，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上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幼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

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 7 月 23 日的长篇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问题： 宋江设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 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 “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 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富，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 50 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很懂得农民的心态。1959 年 2 月 2 日，在郑州召开的部分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他分析 1958 年刮“共产风”的社会心理基础时，说： “我们国家的贫农总想打中农的主意，历来一有机会就搞平均主义。我们这些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大了解。杀了土豪，农民就剥衣服⋯⋯这主要是因为穷得很。”他估计：“过十年、二十年会变的，他们不穷了。”就眼下来看，他认为：“不剥夺富裕中农，归根到底对劳动人民有利。”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他们为什么失败。从 1952 年到 1960 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 1964 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 年第 3 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事秀成问题讨

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 年 7 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 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 60 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对宋江的这种评价，同毛泽东 60 年代以后所优虑的事情， 是那样的吻台。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 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种忧虑，到 70 年代毛泽东深感来日不多的时候，越来越急迫、深重。

在 1973 年 12 月 21 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 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于是，1975 年 8 月 14 日发表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

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

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这、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江青、姚文元之流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搞阴谋活动，自然另当别论。许多人已有著述，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