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菜要翻”，不能贴他的“大字报”——魏武帝曹操

曹操一开始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代便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好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粥的

《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毛泽东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 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释，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释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面说自己辗转征战，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朽、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引述后却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粥在注里说这是“好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欺人之语”，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粥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不乏偏见的卢粥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

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称衡”。此为近之。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先人为主视曹操为好雄，自然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称衡》一诗。称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称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称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

1954 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同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

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9 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 1959 年 1 月 25 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 月 19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其中说到：“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又说：“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人民日报》发表翦怕赞的文章时，加了个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建国后基本上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依据是他参加镇压黄中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未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中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好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的论者，大都要提到

《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剪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奢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好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

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很关注 1959 年的这场讨论，井同意郭沫若、曹怕赞的观点。感情的、道德的评价，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

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呢？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

《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林克回忆：“毛泽东还谈到茁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未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辩，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 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获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曹操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并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曹操的失误。1966 年 3 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 500 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也未自贬。可见他也是能说到的未必就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