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里寻求“同志”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到江海里畅游一番的。

对游泳的爱好,还常常反映在毛泽东和历史的对话当中。那个时刻,他最能富有个性地表达他的兴趣了。

历史的经验,似乎反反复复地证明着:游泳的好处实在太大了。所以, 每当读到有关游泳的记述,他都会提笔写下自己的体会。

《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说武陵人雷满,是少数民族将领。为人彪悍矫勇,纹身断发。他在自己家中开辟深潭,称之为水府。常在潭边设宴待客(难免使人想起毛泽东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接待外宾之举),还对客人说蚊龙水怪皆藏于潭中,自己能入其中同它们一道游泳。为证其言,他将筵中室器乱掷于潭中,脱掉衣服,裸露出纹身,遂跃入水底,寻取所掷宝器,并嬉弄于水中,良久方出。然后整衣就座,意气自若。毛泽东读至此, 欣然批道:“此人习水,是好事。”在《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叙此事的一段文字旁,毛泽东又批注说:“此人能泳”。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说农家出身的华温琪年轻时跟随黄巢起义,一直打到长安。黄巢失败后,他逃走滑州,自觉状貌魁伟,怕被官军认出,于是投入白马河,随流漂下数十里而未死,被岸上人救起。毛泽东读此,又批道:“此人心略知水性。”

就像人们在生活中以文会友、以武会友,乃至有烟友、酒友一样,作为普通人,毛泽东看到好泳的“同志”、“同道”,自是件欣欣然快意之事。毛泽东有个湘潭同乡,叫王闿运。早年幕游各地,太平天国时期,曾入

曾国藩湘军幕府,出谋划策,但他一生放荡不羁,推崇帝王之学,好大言, 甚至暗示曾国藩应该拥兵自重,南面称孤,一下子把曾国蕃吓得半死。后来, 云游四方,以讲学为生了。晚年,就在毛泽东出生不久,他开始写一本很有名的《湘军志》。

王阎运在书里说到咸丰五竿(1855)石达开率太平军和曾国藩的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发生的一次激战,结果是湘军被打得大败,退守南昌。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都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命罗大纲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并以战船环围之。结果,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在这火力网下几近覆灭。有的湘军将领因船沉“溺于江”,白白淹死在水里。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水军应学游泳”。彭玉麟率湘军水军攻打湖口太平军的筏楼,当太平军的筏楼倾倒江中时,那些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 其坚悍若此。”毛泽东又一次批注“要学游泳”,特别是水军,不会游泳自然是天然的缺陷。

毛泽东读史,似乎很注意军队将士游泳的问题。《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李袭吉传》,记述后唐开国之君李克用,一次班师回太原的途中,在过夏阳渡浮桥时,“窄断航破,武皇(李克用——引注)仅免,(李)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毛泽东随即批道: “不学游水,此人几死。”在他看来,李袭吉如果不是会游泳,单靠趴在冰块上,也不会生还的。

要军队学游泳,不光是毛泽东读史的感慨。作为军事家,他也要求他麾下的将士掌握这项本领。越到晚年他似乎越是这样要求得强烈。

1964 年,中央军委安排北京和南京两个军区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比武汇报表演,请毛泽东去检阅。表演中,大概没有游泳项目,毛泽东当场发表的讲话中便说道:“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人汇报工作时,又提到这件事,说得更坚决: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

容易学会。整营、整团都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

毛泽东晚年,同他的侄儿毛远新有多次谈话,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在 1964 年,他建议毛远新到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他天天坚持去。一次谈话中,听说这位军事院校的学生不会骑马,没打过枪,很是惊讶,建议他一定要学会骑马,还说:“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让毛远新把这个意见转告给罗瑞卿总参谋长。

又有一次,毛泽东让毛远新随他下水游泳,天气较冷,水里较暖和。上岸后,秋风刺骨,毛远新说:“还是水里舒眼些”。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

可惜,这个“喜欢舒服”的青年人,10 年后竟成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基本“通道”——联络员。

对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也严格要求,希望他们用更简朴、更自然的生活方式来增强体力,通过各种运动来克服疾病。

两千年前,汉文帝手下有一个叫枚乘的文学侍从,写了篇题为《七发》的洋洋大赋。文中说楚国太子有病,吴国有一个方术之客去见他,指出他的病因是“且夫出舆人辇,命曰蹶瘘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行;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1959 年 8 月 16 日,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印发了这篇佶偶聱牙的辞赋,让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党的高级干部们学习。并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辅导文章,说:那位吴客说的楚太子患病的根源,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操, 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为了说明自己期望之诚,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白: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城, 赠之于同志。

建国后,他多次批评高干保健工作,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甚至说: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这就像吴客说楚太子之病一样。

卫生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 1964 年 7 月 29 日给他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几条改进办法: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和保健护理制度,中央领导有病需要医生出诊,由医院临时派医生。二、对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三、取消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方法,如除患重病者外,长期吃补药者一律自费,高干家属也按制度到指定医院看病。

应该说,这几条实行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毛泽东仍嫌不足。8 月 10 日,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保健局(属卫生部)应当撤销。又说,北京医院应当开放。还批转其他中央领导,建议书记处讨论这些建议,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