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芦获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1993 年 12 月 20 日《光明日报》）一文

里，曾说到 1975 年 5 月 29 日，毛泽东同他谈起自己的历史观，特别是如何看待煌煌巨著《二十四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诫告。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什么说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呢？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一、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

书里都有。像《臾记·高祖本记》和《汉书·高帝记》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揖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三、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和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四、洋洋 4000 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不为史累，力求去读活《二十四史》。于是常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

这就是毛泽东 1958 年 1 月 28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 21 岁到 23 岁，在家种三年地，有

了粮食积蓄，到 24 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195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地方劳力搞项目的倾向。他说：征劳力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可以有点，绝不能大多。玉安石有六项政策，

其中著名的一项叫兔役，即免劳役，凡能出钱的，各家都出钱，叫免役钱。过去是直接出人，王安石是征税，用这笔税钱由政府雇人搞各种事业。这是个很进步的办法。我们现在公社不出工资，把人家的劳力拿来归它。我看，调一部分劳力，少数的，办必要的对公社有利的工厂，是可以的。对工人要出工资。

毛泽东对朱元漳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 年 2 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加固，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我们知道，在 70 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

三国时代，群雄割剧，势局变幻，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斗智斗勇。这段历史，毛泽东颇喜欢研读，井读得细，记得也熟，评说也多。

1960 年 5 月初在山东视察时，他还即兴同舒同讨论过曹植的行迹呢。当时，谈起山东的历史，舒同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他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五十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工初丧应刘”。言下之意，曹植是在陈王封号上死于应刘，而不是东阿。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丕继位后，曹植11 年中而三徙都，数改封王邑，确是封东阿王在前，封陈王在后。但曹植在东阿时，喟然有终焉之心，也确曾在那里营造过坟墓。毛泽东同舒同的讨论，谁对谁错，并非是一个非去较真儿不可的问题，这其中有意思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史家情趣。

汉末伊始，战乱迭出，始终没有安定过，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遭受惨重破坏。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说到赤壁之战，毛泽东对当时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在和战问题上的态度，曾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评论。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曾同人议论道：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孙权手下的战将吕蒙，毛泽东格外欣赏，他虽行武出身而善于谋，有见识。吕蒙十五六岁随姐夫投孙策，贯常勇战，多立奇功。有“吴下阿蒙”之称。孙权继位后对他说：你握有很大兵权，应该好好读书以开阔眼界。从此他认真读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果然军机大长，立擒拿关羽之功。孙权说他“有国士之量，岂徒战将而已乎！”1958 年毛泽东赴安徽考察的途

中，在火车上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便同随行的张治中、罗瑞卿谈到：“吕蒙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接受孙权的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

《三国志集解》卷六十《吴书·全琮传》记述，孙权派儿子孙登出征，已出发到了安陆，全琮上书谏阻说：“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毛泽东批道：“都是废话。”

谈《三国志》，自然离不开《三国演义》。因为后者，事实上成为民间了解三国历史的普及课本。毛泽东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在井冈山那段根本不是欣赏小说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稍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

解放后，毛泽东也很注意《三国演义》这本书。1959 年 4 月 23 日，《北京晚报》连载了吴组湘的《关于“三国演义”》（三）的文章。毛泽东读到后，立即在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关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他是当历史来读的。譬如，他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北方人一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毛泽东还很注意史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情况，诸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关于儒法评价问题等等，有时也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里只举一例。

60 年代前期，史学界曾讨论过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问

题，引起毛泽东很大关注。在 1965 年 12 月 21 日于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剪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进近代；看看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是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德就搞“扶洋灭团”。毛泽东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