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前后：面对夸赞。“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并为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最终认可，是 1938 年 10 月，在延安以东 12 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全民抗战爆发后，比毛泽东小 11 岁的王明从莫斯科飞了回来。他当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迎着凛冽的寒风，毛泽东穿着灰布棉袄围着陕北老百姓常用的毛巾，率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欢迎王明、康生等人走下飞机。在机场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喜从天降”，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回来之初，毛泽东对王明礼遇有加，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层的合影中，居中者往往是王明，一脸气字轩昂，而毛泽东则偏立一旁。可王明的思维方式和志大才疏的毛病仍然没有改变。

胡乔木曾说：“王明刚回国时，在 1937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主张。”为了统一思想，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意思是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而这时，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

半年后，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也从莫斯科回来了。1939 年 4 月 29 日晚上，他请萧三、邓发、邓小平到杨家岭住处吃饭。饭后，邓发和邓小平走了，他却特意留下老同学叙旧。谈起 20 年前他们一起到天津大沽口看海的情形，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菜仙岛是可能的，⋯⋯我八岁时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一周后，毛泽东又专程到“鲁艺”去看望萧三。萧三说他在苏联用俄文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毛泽东不反对“翻古”，请再能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是有趣的，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成一部小说，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斯诺花了我四个晚上，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反对萧三写他的传记，不过，他要求自己只是这部书里的“引线”，重要的是反映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但毛泽东后来并没有专门花时间同萧三谈自己的经历。

1941 年 4 月，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时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的续范亭，到延安治病疗养，他本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明志后，身体更坏。在延安，他多次同毛泽东交谈，视毛泽东为良师益友。1942 年 3 月问，他写了一篇漫谈毛泽东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同时还写了一首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曾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的哪一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那么，彼

得大帝就是苍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 “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续范亭先是把文章和诗寄给毛泽东，接着又写了封信，请毛泽东同意他公开发表。

毛泽东于 1942 年 5 月 14 日回信表示：“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被毛泽东当作“修省录”的“漫谈文章”，不知写的是什么，想来对毛泽东是褒赞有加的，最终是没有发表。被毛泽东当作“座右铭”的诗，却留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不自高”，是续范亭对毛泽东最深的印象，这也大体反映毛泽东当时以谨慎态度对待自己的实际情况。

就在拒绝续范亭发表文章和诗歌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做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地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改造思想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1943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的 50 岁生日。此前，中共党内一些同志便酝酿给他祝寿。为党内一些德高望重和功勋著卓的人祝寿，在延安是常事。譬如，朱德、刘伯承、徐特立等人生日时，延安都举行了一些活动，发表一些文章，毛泽东或题词，或写信，以示庆祝。搞这些，无疑是想发挥政治宣传效应，扩大远在山区和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毛泽东 50 寿辰，是个整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祝祝寿未尝不可。可毛泽东拒绝了。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说的理由是：“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不过，经过整风运动，延安对毛泽东的宣传，以及毛泽东对待这些宣传

的态度，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4 年 6 月至 7 月，延安迎来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访问团。其中有个叫赵超构的，是《新民报》的主笔，建国后毛泽东和他有过不浅的来往。同年 10 月，赵氏在其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中记载：

“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地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魄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这些感觉，对信仰毛泽东并久居如此氛围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像赵氏那样强烈，可对“走马观花”只一月的“客人”来说，却是异常的新鲜，故记得很深。唯其如此，描绘言辞可能有意无意之间有“扩大”、“强化”成分，但相信赵氏决无任何恶意，所说也大体合于实际。毛泽东是读了这本书的，建国后，他还同人谈起它，称赞赵超构作为记者看问题很敏感很准。

和赵超构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叫根舍·斯但因的英国记者。他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里的记述，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那是毛泽东对自己成为当然领袖的自信源泉。

一见面，斯但因便荷刻乃至不免粗率地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回答得很简洁：“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的确，在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毛泽东对自己的领导，是得心应手了，他也觉得是得心应手了。

也就是赵超构在延安的时候，7 月 1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前，不会不给毛泽东审看。这是用中文发表的属于毛泽东传记的第一部正儿八经的作品。如果把它和斯诺记录的毛泽东在 1936 年的自述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一个是毛泽东的“自述”和外国记者的“平视”，一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和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人们对他的“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