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成大器的“主公”：“多端寡要”的袁绍，“虚有其表”的刘 表

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常常出现拥立一方土地的“诸候”，其部下习惯于称之为“主公”。有的“主公”后来成了皇帝，有的“主公”后来则身败名裂。这自然取决于他们的胸怀志向、个性见识、才干智慧。

汉末的袁绍和刘表，属于后一类。

在毛泽东心目中，袁绍是一个志大才疏、办事拿不住要点，得计迟、见事迟的典型。

1959 年，他推荐郭嘉的多谋善断时，常顺带着袁绍，并非偶然。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

例如，《武帝纪》载：“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 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 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有一次，曹操准备向东边去攻打刘备，他手下将领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 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 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也劝曹操攻刘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毛泽东读《三国志》，也很注意作者对袁绍特点的描写。1959 年 3 月 2 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接着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 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同年 6 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书生办报”，又扯到袁绍：“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又说：“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庐山会议期间，7 月 17 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又说：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其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从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袁绍一下子后悔了，要曹操把天子送到鄄城来，靠近自己，以便打天子旗号收附各路诸侯，结果被曹操拒绝了。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

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 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与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田丰却说，主公若出军胜利，我可能会保住命，如今打败了，我的死期也到了。果然，袁绍回来后，对人讲，我不听田丰的建议打了败仗，如今被他嘲笑，接着杀了田丰。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 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 1959

年 3 月 2 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 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 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谈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作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在 1964 年 10 月修改陈伯达在某座谈会上的讲稿时，他提出：“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 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着，或者还要坏。”

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不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吗？

郭嘉的多谋善断与袁绍的多端寡要，也正是映照干部素质的两面历史镜子。

刘表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如今的湖北、湖南。在军阀混战中持观望态度。所据地区受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其中就有诸葛亮等一批高人。但他无进取有为平定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毛泽东读《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写的批注，都是贬语。

《刘表传》开头记述：“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

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虚有其表。”

荆州是刘表的根据地。本传叙述了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示之以和”，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上曲线， 在夭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 从而周旋子董卓旧部、袁绍、曹操这三大势力之间。他手下的治中邓义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记载的刘表回答邓义的话：“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 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 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土地， 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 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对峙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干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刘琮被迫投降了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