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一家青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备齐不易，尽读更难。怎么办呢？毛泽东最为讲求读史方法。譬如，1915 年 9 月 6 日致萧子升信中，便谈到两种方法。一为“择书”。所择之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读之，则如“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择书要有眼光，读之更须方法。于是他提出一种空间比较法。如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 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又说“地理者，空间之间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结合地图来读历史，其实就是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增强实感记忆和理会。这一方法，确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文史方面为什么那样博闻强记。

譬如，1963 年 5 月，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

《香山记》。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 30 岁到 40 岁有 10 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 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现代的唐生智，也是那里的人。由一个地名引起的一番随兴漫谈，文、史、哲传统泉涌而出。

有时，毛泽东还把一些历史地名的来源记得很清楚。1965 年 1 月 23 日同周恩来、薄一波等谈到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工程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毛泽东说：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白帝城呢？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毛泽东青年时读史颇有个性。在 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所写的批语中，表露了这样的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二十四史，也兼及其他，如历朝的“纪事本末”和

《资治通鉴》等。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的遍数较多的，是《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从史学角度讲，毛泽东特别喜欢的是《史记》、李贤注的《后汉书》、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关于《史记》，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评论说：“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和准确。”关于《后汉书》，毛泽东在该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 21 册的封面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时，读至注家说“赤眉杀更始而隗器据陇右”一句，批注说“而”字为“衍文”，又颇有体会地把李贤等对

《后汉书》的注和裴松之注《三国志》放在一起做了评价。他写道：“李贤好。⋯⋯裴松之注三国，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钦？譬如积薪，后者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对二十四史的其他诸史，毛泽东也简略淡过看法。他认为《旧唐书》比

《新唐书》写得好，但对《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吴通玄传》两篇， 则分别批注道：“此篇写的不错”，“这一篇写得好。”毛泽东还认为《南史》、《北史》比《旧唐书》更好些。

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芦获，1975 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文史书籍。芦获回忆：1975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让她读《晋书》、《南史》、

《北史》，还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具体到历史著作，毛泽东认为：“《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 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注有很多的赞赏的标记。

东晋时代，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南北之间，战争不断。东晋朝中的大臣将领，对此态度不一。毛泽东评价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犯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未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盲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扛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认为：“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 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抗集幽冀，未暇东顾⋯⋯”毛泽东认为此述有误，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朱友硅葬其父梁太祖朱温“于闭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闭文也”。

唐朝刘知几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负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明确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 谓才也，学也，识也。”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刘知几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唯其如此，他对刘知几提出的史识之论，特别感兴趣。1958 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

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显然，这已是借“史学”来讲“政学”了，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拉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