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

毛泽东很重视对佛教哲学的研究。

任继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1963 年，他将自己于 1955

年至 1962 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七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62 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 年，与汤用彤台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 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 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5 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 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

（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一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 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他的重视。

这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个有关加强外国研究工作的文件上批示：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中宣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 1963 年 12 月 30 日的这个批示中，他批评当时比较权威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重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他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那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指出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助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

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 年 8 月 18 日谈话中发挥的观点，同任继愈的论述是有联系的。毛泽东还由此上溯，说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 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启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

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 1964 年 10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 62 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份”）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的具体联系，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从而否定了事物间联系的逻辑因果。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直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双重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