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 到 50 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大概要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 1945 年“七大”的事。

在此之前，主要是 1942 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 1942 年 7 月 1 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 1943 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 年 4 月他在给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在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井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 7 月 8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建国前，一些人还是习惯用惯常的“主义”的说法，凡是经历过“五四” 的人，多会觉得，提“主义”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时期动不动就说某种“主义”的事太寻常了。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理论贡献，1948 年 8 月 13 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

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第三天，毛泽东径直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

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 40 年代到

1956 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建国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有人统计，说有十多次。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1952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字删去；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 年 4 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这年 5 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肖克，把报送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几个条令草案，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如内务条令 11 页）。”

1954 年 3 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毛泽东送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开头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月，当时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怕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 “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繁。干脆，发一个标准的文件。于是，1954 年 12 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

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

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循着这个思路，一直到 1956 年召开“八大”，毛泽东都是不同意过分提“毛泽东思想”的，甚至包括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人捕风捉影，把它同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报告进行对照，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甚至断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从“八大”就开始了。如果明了毛泽东此前的一贯思路，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三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一目了然，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一个成功，走向一个成功⋯⋯

一目了然，这是毛泽东最了不起的时期。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 50 年代前期，反复真心实意地申明不要过分宣传

毛泽东思想，甚至建议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代替已经用了 10 年的“毛泽东思想”呢？

50 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看来，过去说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而毛泽东绝不是满足于过去的人，包括他的理论思想。举一个例子，1956 年 3 月 14 日，在会见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一个宴会上，长征（越南）、艾地（印尼）等外宾谈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则回答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即使是对自己特别满意的著作，毛泽东也不会去自吹自擂的，尤其是在外国兄弟党面前。这一点，很可能是接受了斯大林在这方面失误的教训。

1953 年 8 月，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把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驻越南顾问团罗贵波等人的电报稿送给毛泽东看。其中有这样一句：“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针对这句话，毛泽东当天批示： “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1956 年初，在中山大学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的途中和陪同的中国人员聊天时，说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

的世界观的论述，还讲了自己的看法。中山大学知道后，很快写了个报告给中宣部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苏联学者的说法“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随后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联方面反映。毛泽东看后，在这个报告上写了封信，是给刘少奇（国家主席）、周恩来（政府总理）、陈云（政府副总理）、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他说：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苏联驻华大使—

—引注）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50 年代，建国，建立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对全党，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新课题，因此在各方面，都显得特别谨慎。在新的历史课题面前，毛泽东还在探索，越发觉得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包括《论十大关系》这样的代表作，毛泽东也说：“不是我的创造。”

再说，“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还有明确的针对性

（苏联，国统区人民⋯⋯），而如今，整个大陆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且一派政通人和的景象，针对性不像以前那样明确和强烈了。

50 年代，毛泽东还经常把一些报告和文件中提到的“毛主席”字样，改为“毛泽东同志”。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