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新旧交替的中国，他是最“时髦”的现代型人物，可又拖着博大 深长的五千年传统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穹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三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

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他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选择和实践，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 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看来相对立的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可塑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之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 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辞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于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 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人：那么，现代型个性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访问人：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内容。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期望以暂时

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那终极目的；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更多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构划描绘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伺，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有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再这样做，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妨碍人的个性特别是创造个性的发挥，无益于历史进步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出现失误，大概就在这里。

很明显的例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橘“一平二调”；搞“抽肥补瘦”； 搞“公共食堂”；让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要去写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跃进民歌；把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希望，寄托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和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身上等等。“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国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该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 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份、能力都要一样。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74 年，两次提出破除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权利），并说要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访问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

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的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画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人：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 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更多的人，某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真正驾驭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风云人事。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大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 21 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使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一些正确的主张。毛泽东成功了， 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

冈山，就是传统的绿林好汉给他的一个启示。

或许，在 20 世纪中国这块新旧交替的舞台上，正需要毛泽东这样能轻车熟路进出“现代”与“传统”的人物，才能把握世流。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口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