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年代前期：搞个人迷信不好

夺取了天下，毛泽东成了全国的领袖。按中外开国的惯例，常常要用一些功臣特别是领袖的名字命名一些地名，或搞一些纪念性的建筑。

对此，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和中央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用人名作地名，还说不让祝寿等等。

可下边的人却不管这些。而毛泽东正像谨慎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样，坚决地拒绝了好些提议。

开国不久，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打算在塔上铸一毛泽东铜像。为此，沈阳市政府给中央新闻摄影局写信，请他们代为拍摄四幅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供他们塑像时用。

为便于拍摄工作，中央新闻局自然把这封信转呈给了毛泽东。不料，1950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却在上面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无独有偶，北京市人民政府于这年的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通过了一个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大概是周恩来把这个提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 10 月 27 日在上面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这年 12 月 26 日前后，毛泽东收到国内外祝贺他 57 岁生日的电报，其中包括斯大林发来的。他特别在斯大林的电报上给外交部写了一个批示，说： “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1952 年生日前后，毛泽东就此问题，再次重申，有关祝贺他生日的“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50 年代，有关描写毛泽东生平历史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早年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的历史教员罗元鲲托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李漱清送来两件文稿，一件是罗本人的自传，一件是罗写的

《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罗元鲲还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概是询问他是否读了这丙篇东西，想听听意见。毛泽东回信表示：读了罗的《自传》，觉得“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至于“另件”，即写毛泽东的那篇传记文章，“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当时，对描写党的领袖的文章和作品，还没有严格的规定，毛泽东能表

示意见的，说不让发表，也就发表不了，可中国之大，哪里管得过来？于是，他也经常看到一些关于他的纪实之作，很是在意，特别是一些不实描写。所谓“不实”，倒还不见得是贬损之作，而常常是夸大的传闻和赞扬。上面说的罗元鲲所作即是一例，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而对发表了的，毛泽东读后则意识到是对他的“个人迷信”了。

譬如，50 年代初，有的文章说毛泽东 8 岁就不相信神，成为无神论者。香港报刊也曾发表文章说，40 年代，毛泽东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囚十里的一个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在死之前一定要见见毛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些宣传后，在一次谈话中说，这些故事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少年时还是信神，后来又曾是一个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至于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是白天，并不曾因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去看他。毛泽东认为这些故事是一种迷信，是不好的。

1958 年，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张木奇，署名“红奇”在《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点滴》，毛泽东看到

后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

50 年代中期，苏联公开批评斯大林，在各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亨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很感意外，不同意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认为适当批评也有好的一面。

1956 年 9 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大家都敢讲话了。”毛泽东这里说好，是解放，大概指的是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解放”摆脱了一度存在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但反观国内，也有启发，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决策过于集中，“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还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接着，毛泽东说到了自己在中国、在党内的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凡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这显然是在向兄弟党表示：我们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同时，反映出毛泽东 1956 年前后对自己和全党、和人民的关系相当自信，并认为十分融洽。

毛泽东似乎喜欢在外宾面前谈论自己。1957 年 7 月，在和尤金的谈话中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毛泽东举的败仗的例子，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复出后指挥打的第一仗——赤水何边的上城战役。又说：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这样的话，毛泽东后来说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