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出入佛道

1. 我们和佛教在为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宗教是人生的一种表达和实现方式。中国传统的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重要影响。

不光是这样。遍观中国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们，几乎很少不触及佛道的。有些政治术语，也与佛道相关。做官，常常被说成“届于庙堂之上”；下野了，常被说成是“归隐”。在“庙堂”的人有一套说法，“归隐”的人，也有一套习惯用语，一般的老百姓，未必有意去弄清什么佛呀道呀的，可他们的日常用语（如“好人有好报”，“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的日常行为

（如看风水、赶庙会、烧香求子）.都无不渗透着佛道的影响。

毛泽东，间或也出入佛道之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乃至政治各方面的一些道理。当然，毛泽东的出入佛道，同传统的和民间的人们，是大异其趣的。

从早年开始，毛泽东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 年，他曾对斯诺说： “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看来小时候，毛泽东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接触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 1917 年 4 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释迦牟尼——引注） 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稣——引注）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引注），左持经典， 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 谓之为相。”

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第一次表述了他对宗教的看法。泡尔生在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读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来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917 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好几个县的农村“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又在寺里住了两天，到各处参观，了解寺院的组织管理和僧人的主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的佛教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沩山密印寺，是不小的佛教讲经中心。

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

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尊孔子为“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欢迎，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皆为所尊，和谐共处。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因为中国人只是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着意发展到狂热的地步。毛泽东还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佛家，毛泽东并非偶然说说而已。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他向这位介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地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儒、佛相融的影响。

1920 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 月 7 日，他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

《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1959 年 10 月 1 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 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 1950 年 6 月 12 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陈铭枢在现代史上有“佛教将军”之称。

对佛教，毛泽东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发挥。

1955 年 3 月 8 日，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 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59 年 10 月 22 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六祖坛经》——引注）就是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推崇其“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 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感

立场的一家之言吧！

这种思绪，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探索中即有体现。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

《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 1955 年 3 月 8 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人（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同达赖、班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 年 1 月 22 日同班禅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 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他颇有兴趣地同班掸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要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现实社会中的宗教活动？毛泽东说佛论禅，是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的。在 1961 年 1 月 23 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例如，50 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 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1959 年 10 月 1 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

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 年 5 月 25 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

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