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窗户，我们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艺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槁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关于毛泽东，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已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特别是《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 1957 年到 1958 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

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活，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下面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很诱人，有魅力。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锗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尽量对他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些功过做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个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

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也可以折射出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西打开另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虽然不一定比从南往北多看到多少，但毕竟可以弥补一些遗漏，看到从南往北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些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不打开这一扇窗户，就很难说是走近了真实的毛泽东，真正从行为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我们想起为朱德写传的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感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同毛泽东有不少接触，她说：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陈晋：我们的研究，似乎就是去打开这些未曾打开的门，或者窗户，尽量去感受这个伟人的内在之魂。事实上，毛泽东有时也主动向人们打开过，做了些自我解剖，揭下过外人罩在他头上的光环。

访问人：毛泽东的自白，是最有说服力的。

陈晋：有些材料，毛泽东虽不是自白性的，但通过他评人论事，也可反映他内心深处的那扇门里的内容。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 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 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起来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群众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渴望。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 1959 年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写的批示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