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 年代后期：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

在新中国国家元首这个位置上，毛泽东只呆了 10 年。

1949 年，新政协选他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他为国家主席。1959 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

毛泽东公开讲在下届人大会议提名选举时，不再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是 1956 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有几十个人参加的的会议上。这是个党内会议，与会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到将来在适当时机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与会者认为这个想法目前暂时还不可行。

这是“八大”之前的事。这期间，党内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不愿连任国家主席一事想通了的渐渐多起来了。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专门写了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这里就是为毛泽东不光从国家主席退下来，甚至从党的主席退下来后的安排埋下的一个伏笔。所以，在 1961 年 9 月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听外交部办公厅的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可能问及毛泽东的接班人时，他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可由于和民主党派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太少，情况就是两样了。

1957 年 4 月 30 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许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来了。当时，开门整风进入了高潮，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开了一个会，商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把他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第一次向党外公布了。末了，还嘱咐在场的身份较高的陈叔通和黄炎培两人（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把他的这个意思有意识地透露出去。

这个消息，无疑让陈叔通和黄炎培深感意外，他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也想不通。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决定暂不透露，还“相约勿这外传”。

第二天他们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意密陈”了一封信。

信的中心意思是不同意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一、形势还不算很稳定，“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决，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二、固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内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这一点，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如果此时冒然宣布，“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

最后干脆“披沥直陈”：请刘少奇、周恩来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自然把这封关系甚大的信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 5

月 5 日看到的。

在这封信上，毛泽东写了几处批语。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巩固，“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

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如果国际“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在陈、黄来信的末页，毛泽东还写了一段长的批语，说可以修改宪法，国家主席可以连选一届。但自己“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这大概是照顾各方面想法，为以后的变化留下余地。

这个批语所集中表达的，还是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原因：

“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较作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大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此事既然连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都想不通，那么，干脆就在大范围展开讨论吧。

于是，毛泽东给去年在八大会议上当选的其他几个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写了个批示。要刘少奇召集有 100 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展开一次讨论，希望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把陈、黄的信和自己的批语，印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总之，“此事应展开讨论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

5 月 8 日，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1 月间，毛泽东访问苏联，又专门把自己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通知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他有没有人接替？毛泽东回答：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待我一样，当作朋友。

经过充分酝酿，到 1958 年 12 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终于正式作出了决定。1959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这些举措，这些过程，看出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在当时的阻力，也看出他的决心。他要辞去国家主席，或者还有其他考虑，不好去过多猜测。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非常明确，并吻合他一贯的想法，甚至吻合他一惯的性格本色：想多研究点问题。这期间，他甚至在一个同文学家们座谈的会议上，说到自己以后退下来，要像鲁迅那样写点杂文之类。有一次批评《人民日报》的工作，大概是对上面的文章不满意，有书主气，他又说：辞去国家主席后，就有空闲给你们写文章了。从历史的经验看，在整个革命年代，他非常注意抓路线，抓大事，而且正是在延安集中攻读马列著作，写出像《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大量的理论指导书籍，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无可替代的“精神导师”地位。同时他又有大量的革命实践井担负具体领导工作，正像他年轻时主张的那样，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他那时的精力，在党内几乎也是无可比拟的。

在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八大会议的召开，真是风云一代英才聚聚一堂，且大多正值盛年，在他的领导下，新的领导班子摆出大子一场的架势，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建设，他和许多人一样，也有一个具体

摸索过程，许多具体问题，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都得心应手。他要研究问题，是可体谅的。况且又是在和平时期。

还有一点，到 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自然没有像先前那样的精力兼顾各方面。1956 年新年伊始，宋庆龄给他寄来一张贺年卡，在回信中，他曾如此陈述自己的身体：一方面是“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的自信，同时又有一个“然而”说：“甚至吾衰矣。”在同年 9 月会见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他说得更明确：“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在这种心境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肩挑，对他确实是个“妨碍”。这里有一个看来是巧合的情况出现了：正是他下决心摆脱杂务，不再连

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开始出现偏差。

就在批判 1956 年的“反冒进”，对开展大跃进有至关重要的 1958 年南宁会议上，他还专门对参加会议的人讲：“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呜放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稍后，他又把这个问题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最后一条，说：“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

在翻阅档案文献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从 1958 年开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是越来越多地引用书本，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典故。

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另一个不是偶然的巧合，是在 1958 年为了推动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赞成的大跃进，他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不能一概否定。为了现实需要，他不得不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对自己的权威看得更重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