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丽。

在古今诗坛上，有些人的诗雄而不丽，有些人的诗则丽而不雄，把二者结合起来，又雄又丽，成为一种华美的风格，如冠盖辉煌，如旌旗飞动。这便是一种创造。请看毛泽东的描绘：“战地黄花分外香”；“谁持彩练当空舞”；“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歌人动地诗”；“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些，表面看来， 都是各种景象的美好描绘，但实际上却有人格和社会的内蕴，指示着诗人特殊的审美追求——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胜似春光；只有弹洞村壁才把江山装点得格外好看；只有孤悬危崖、傲霜斗雪的花枝才配得上说俏，这就是在冲突中求和谐，在紧张中求舒缓，在阔大中求流丽，在奇崛中求艳美。平淡无奇， 小巧玲珑，温柔素雅的恬静之类，似乎并不投合诗人的意志情怀，他要在“险峰”中索取“无限风光”，他要在“漫天雪”里享受梅花般的“欢喜”。因而，所谓雄丽，便是一种“劲美”。

有人说，崇高感是由崇高的事物引起的，有人说崇高只能在人们的心情里去寻找。事实上，它来自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但艺术风格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格的一种表现来说，主观居于主导的方面。所以朗格诺斯在《论崇高》中说：“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思想之自然结果，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我国古人也说：“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毛泽东那崇高美好的思想，跳动不已的壮心，刚健宏大的气魄，强烈深厚的激情， 很容易碰上雄伟的对应物象，并自然倾泄，因而写出雄诗并形成壮美的风格， 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写诗靠形象思维。细细体会毛泽东作品上述诸种“雄”的品格，不难发现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描绘视角——俯瞰，一个多次出现并最能体现作者情怀的主体形象——鲲鹏。其实，二者是互为一体的，只有凌空展翅翱翔的鲲鹏，才有俯瞰人间城郭的视野胸怀。正是由于有鲲鹏的视野和胸怀，毛泽东的诗词所展示的景象才是雄浑的、雄深的、雄放的、雄丽的，其气势才是博大的、豪拔的、壮烈的、飞动的、开阔的。鲲鹏，犹如一个精灵，跳宕于毛泽东诗笔画下的空间；博大无垠的空阔世界，任我驰骋； 风云变幻的宇宙气象，助我搏击。这是鲲鹏所期望的物象，这是诗人所期望的意境。

毛泽东的创作，有四首诗直接写到鲲鹏。最早是 1918 年的《送纵字一郎

东行》。然后是 1930 年 7 月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63 年的《七律·吊罗荣恒同志》，1965 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