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说柳

毛泽东有很深的古文造诣。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格训练有关。1912 年 6 月在长沙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员便曾在他的一篇题为《商秧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语：“逆折而入，笔力挺拔”，“义法亦骎骎入古”。

青年毛泽东学习古文，一个最重要的对象就是韩愈的散文。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改变了六朝以来骄四俪六的形式主义和为文造情的淫靡风气。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特意从；日书店买回一套 20 多册的《韩昌黎全集》，还将国文教员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错。其《讲堂录》后面部分便主要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的韩愈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

《改葬服议》、《谏臣论》、《复志赋》、《感二乌赋》、《闲已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对这种反复研读、细心揣摩韩文的情况，毛泽东在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行文跌宕，很得韩愈笔意。

建国后，毛泽东也读韩文，1965 年 8 月 10 日，他便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在言及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一段旁，毛泽东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此流传，厥功伟哉”。看来是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一件不小的事情。

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部书。里面收的多是唐来八大家的散文，其中有一篇韩愈的《与崔群书》。韩愈在这封信中提出：“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桓无以自存，不贤者气满自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韩愈替知识分子发了点牢骚。

但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说法，在一旁批注道：“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光明日报》1959 年 3 月 1 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

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1964 年 8 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又提出：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1965 年 6 月 20 日在上海同文学史家刘大杰聊天时，毛泽东还说到柳宗元，认为他的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刘大杰问：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回答：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

他更推崇的，是同柳宗元关系密切的刘禹锡，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毛泽东都给以较高的评价。当刘大杰问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明确回答说：“可以。”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详细阅读章士刽近 100 万字的《柳文指要》书稿，该书分上下两部。上为“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疏笺等几个方面。下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及其散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章士钊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革新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在韩愈与柳宗元的对比中，论述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可谓“解柳全书”。

毛泽东对阅读这部鸿篇巨制兴致很高。他不仅从头到尾读完一遍，还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把这部书推荐给康生看的时候指出：你无事时可继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喷之处。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认真地把书槁中的错别字改掉，对一些不恰当之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韩柳古文运动“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沤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形特显其长。”毛泽东删掉了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 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合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这段话高度评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文学和社会意义。此外，毛泽东还从政治角度评价这部书， “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对于“跋”中原有的“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均谦逊地分别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

章士钊在 80 多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柳文指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诚然，由于作者不甚懂得唯物史观，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 年 7 月 18 日给章士钊的信中，毛泽东直率地指出，这部书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例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

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办事补正”。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颇不协调，章士刽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检讨自己的《柳文指要》， “纯乎按照柳子厚的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读信时在这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在他看来，对柳宗元进行学术研究还是需要的，不能一笔抹煞。1970 年毛泽东又问及《柳文指要》的事情，有关部门才决定将书稿发排铅印，并使其于 1971 年得以出

版。1971 年 8 月 14 日，章士制以 91 岁高龄续写《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

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 1949 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

决不会有崇柳风尚。”的确，毛泽东对柳宗元一直较推崇。他 1973 年在一首诗中说自己“熟读唐人《封建论》”，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就思想倾向角度看，毛泽东是扬柳抑韩。但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未忽视。在 1973 年开始“评法批

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文章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文学史家刘大杰 1975 年写信给毛泽东，提出韩愈思想确有矛盾。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刘大杰的意见，指出对韩愈的评价以“一分为二为宜”。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说韩愈把话说尽，不留余地，还挪榆地称韩愈的文章只有两篇是好的，一篇是《送穷文》等等，但毛泽东也不是一概否定。在 1965 年给陈毅的那封信中，他就提出：“韩愈以文为诗，有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