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财忧：“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最早谈论自己，分析自己性格的，是 1915 年 8 月写的一篇日记。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近似严酷的题目，叫《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翻成白话，毛泽东说的意思是：

有一天，来了位客人，告诉我：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袍瓜，它的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相反，那些花园里的杜丹，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一无所留。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在做人方面，对这两种东西，愿意效法哪一种呢？

我回答说：我愿意效法能巨下果实的匏瓜。

不料来客却说：你是这样说的，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号召别人。在作风上，有张扬浮嚣之气，没有沉静淡泊之心，外强中干，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难道不是在学牡丹的样子吗？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可你却说愿意学饱瓜，岂不是诡辩？岂不是在糟踏你看重的匏瓜吗？

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真是无言回答，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只得狼狈而退。

这篇日记里把自己“骂”得够痛快淋漓的了。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在沉思中想象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多少是存在的，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哪怕是在文学的想象里面。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一个浅显的道理，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

这事发生在 1915 年，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那时，他 22 岁。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

7 月间，他在一封信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认为自己“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11 月间，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说自己入学以来，由于“性不好束缚”，始终觉得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大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

看来，初人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毛泽东还不大“合群”。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9 月间，黎去北京谋职前，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谨慎从事。可仅两个月时间，尽管毛泽东“孳孳不敢叛”，但这种自我压抑，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

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大致是：

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

觉得意志不自由；

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
相互往来的“俦侣”也不好，甚至“大恶”。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也就显得卓而下群，乃至“孤芳自赏”。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张贴各校，有五六个人来应征。在这封信中，他告诉黎锦熙，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再一件事，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 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

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不久，他当了学生会干部，干得兢兢业业，煞是认真，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

再后来，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他觉得世上有一些人，四处说大话，滔滔不绝，一般人都把他们当“贤者”看，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读了一些书，对照纷坛世事，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是枝微未节，没说到根本处。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大本大源”的东西。由此，反观自己，他于 1917 年 8 月给黎锦熙写信，再次坦露心迹，说自己近年言行，“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下决心“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想想，自己快要毕业了，可还没有得到真理，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采取什么主张，都“茫乎未定”。毕业以后干什么呢？他告诉黎锦熙，去教书，去办事都是下策，“自思读书为上”。

其实，他毕业后，并没有时间去读书，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创办《湘江评论》投入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

真是忙得够呛。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独善其身”。搞这些社会活动，人事间兔不了有一些争论，常有不痛快的时候。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

正好，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赞的，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到人们待人处事，常常出现四种错误，一是感情用事；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一是不考虑事物问的因果联系，把现象当作结局；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

毛泽东于 1920 年 11 月 26 日，写了封回信，作了一番自我解剖：

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

感情用事、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他提出，

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第一要有“互助互勉”之心；第二是诚恳，不圆滑；第三是光明开朗；第囚是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这个时候，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彭磺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这大概是对易礼容的怨忿之词。也说到要“征服”易礼容等。此外，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免引起要“反抗”的想法，云云。

1921 年：月 28 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札容之间的矛盾，写了封长信。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咆说到自己。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

然后，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论人喜苛评”的毛泽东也承认，以上性格缺点，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他自己“一概都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态度还算明朗爽快，能够择善而从。但感情用事，自视很高，责人严，虚荣骄气等等，则概莫能免。

最后，毛泽东向朋友但陈了自己过去“不好意思向人公开”的一个“最大缺点”——“意弱”。

这大概是对彭磺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毛泽东的解释是：“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大自信的一面。

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璃，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但太看不起自己，决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所以，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又见出他的自信，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进而真实了。

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脐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