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雄才与诗国骄子

作为诗人，毛泽东被文化人接受并备加推崇，是从 1945 年赴重庆谈判，以一首《沁园春·雪》搅动山城文化风云开始的。

文化人感受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诗人毛泽东呢？

我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里，曾作过这样的论述：

“一首《沁园春·雪》在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极为复杂的日子里。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使此前对毛泽东知之甚浅的人们体会到，他绝非是他们先前以为的，也是国民党御用报刊宣传的那种草莽英雄形象，他的才思文采使人大为震惊。相形之下，那位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相谈等人拍照时，‘略输文采’的那一方分明在人格魅力上败了下来，人们也由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显然，人们接受的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或者说，文化人不是纯粹从诗的角度来选择了毛泽东。

诗，是个媒体，是个信息，像煽动的政治翅膀，让人们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冲击，那是毛泽东各种角色混合一体的人格力量挥发出来的穿透力。

的确，他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作诗，只是他诸多角色中的一种。其诗风的根本源泉，来自他的丰厚实践。于是，政暇赋诗，妙句拈来着眼高拨。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作为诗人，毛泽东是集军事家的机敏气魄、政治家的胆识圆通、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于一身的诗人。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之处。

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们有的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在这几个方面同时达到令人叹服的境地。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或缺文采，或欠武功的历史人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当毛泽东以新时代、新阶级的代言人来审视他们的时候，是相当自信的，尽管被审视的人物也不愧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为建功立业竟相折腰，并确实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贡献的“英雄”。你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这些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古代帝王们荡过去了。

其中，秦皇、汉武确实缺少文字意义上的“风骚”。唐太宗倒也作过诗，

《全唐诗》便收有他的十几首作品，但没有一首传诵之作。宋大祖弄了两首

《咏月》、《咏初日》，则为抒发个人春风得意之情，鲜有艺术份量。历代帝王中，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华的一位，作为一代词家，颇为后人称道。但严格说来，他算不得政治家，只是坐享父业，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既成基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似乎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瞥。在 1957 年 4 月的一次谈话中，不以为然他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曹操是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不愧为开一代诗风（建安风骨）的大家，从而使毛泽东对他格外看重，对他的政治功业、军事成就和诗歌风

格，颇为津津乐道，有过很好的评价。譬如，他对子女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不过，在毛泽东看来，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然是“俱往矣”的感受，依然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且不说曹操的功业不好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相比，就诗歌创作风格来说，钟峰《诗品》评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他确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但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排遣，其“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空落，其“烈士暮年”、“何以解忧” 的愁绪，在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的挑战气概，“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不屈意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面前，多少显得有些沉郁，少些昂扬奋发。

再看看毛泽东与古代的“纯粹诗人”的差异。 “诗人之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但不久即被谗去国，终其一

生未能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他的确不愧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诗人，但因政治上的无所建树，意志难伸，或思去国远游而又狐死首丘，最后难排忧前投水殉志。豪放派开山之祖苏轼，以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倾倒多少风流人物。词人不愧为大手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江壮流图。你看，岸石错乱，直插云端，波涛如惊，狂奔咆啸，雪团似的浪花，上下翻滚。那场面，那气氛，仿佛就是赤壁大战在进行，众多英雄人物在运兵。然而，词人在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之后，最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那意思是：江山依旧，人事无情，自己虽有周瑜那样的风流才华，却没有那样的机会以展雄图。词人的坎坷一生，词中无不处处打上深深的印记。尽管历代评家对这首词甚为欣赏，把它当作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说它意境高远，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然而读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总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凉和愁苦梗在心间，不管词中的景物写得何等壮阔，读者的情绪却并不能真正豪放起来，辛弃疾是历代诗人中最有政治和军事才干的人物之一。“壮岁旌旗拥万夫”，青年时代便驰骋疆场，成为北方沦陷区抗击金兵的重要首领。率众南归后，仍志在北伐，收复中原。但到头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终其一生，“族旗未卷头先白”，理想成为泡影。面对这些古代诗家的佼佼者，柳亚子在步毛泽东

《沁园春·雪》原韵的和词中，便有这样的评论比较：“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抵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稼情着意雕。”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见地的。当然，屈原也好，苏轼也好，辛弃疾也好，他们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个人无力与一个朝廷政府的命运相抗衡，他们作为擅长舞文弄墨的诗人，自非能与纵横摔阉于王霸之术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于是，他们报国无门，心中委屈，在诗同中露露自己胸中的郁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险恶的环境可以窒息吞噬一个人，也可以锻炼造就一个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万难的征途，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位非凡的领袖和卓有建树的诗人。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多次经历过困难与危险，压抑和苦闷，但他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对待人生的坎坷，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革命事业。他写的诗词，都总是力图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与鼓舞，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之处，也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一位作家在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后，曾谈到这样的感受：“毛泽

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词。”

确实，毛泽东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作品，也不隶属于文坛上哪一个流派。它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把豪放派的词加以发扬光大的产物。

既然人们称他为“诗人”，谨慎的毛泽东也就时时遵循诗人的职业要求，就像他一心一意要打好仗、革好命、建好国、治好政一样，他也认认真真、孜孜不倦地要作好诗。

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作品也是相当谦虚的，并非首首满意。许多诗稿他不同意发表，就包含有觉得艺术上还要进一步修炼的意思。即使一些打算或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也时常觉得不尽完善。1959 年 9 月 7 日给胡乔木的信中，他说自己刚写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1965 年 7 月 21 日在给陈毅的那封著名的论诗的信中，他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66 年 6 月，他在“西方山洞”居住时，韶山有关部门因为没有他 1959 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并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指出这些，恰恰说明，毛泽东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他具有注重审美创造的诗人本色。

并不是任何一个写出了“诗歌”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人。毛泽东之成为诗人，不仅是因为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他懂诗，具有真正的有别于政治家的诗人本色。他写诗通常不是为了应酬排遣，而是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真诚的事情来做；他懂诗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挟裹着职业诗人的钻研精神。

对待写诗，毛泽东在 1959 年 9 月 7 日给胡乔木的信中曾有一段自白：“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充满诗情且生活丰厚的人来说，挥洒几笔，形之于笔端，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写的诗要有诗的形式、诗的味道、诗的意境。特别是讲求严格的旧体诗。1957 年夏天，接见对词学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他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槁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厌，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65 年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陈毅呈送他修改的 12 首诗在“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时，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厌，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75 年，他又对陪伴自己谈书的工作人员谈到：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毛泽东自己便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便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还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分别为清版木刻和石印本，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圈画和断句。

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抱着严谨负责的态度。作品发表后，他虚心听取意见，凡有修改建议，不管是来自名人还是无名之人，只要合理，他便

采纳。更多的时候，在作品发表前他主动向人请教。这方面的例子较多。譬如：1959 年夏写完《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后，9 月 7 日，他写信给胡乔木，嘱他送郭沫若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62 年发表 1929 年至 1931 年写的《词六首》前，他于 4 月 24 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翻来复去，付出了大量心血，从 1963 年 3 月到 1973 年冬天，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君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

如此营构诗意，使我们感到，毛泽东之成为诗人，绝不是靠他的身份和威望来获取的，尽管我们不难见到一些因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威望而轻而易举地脐身“诗人”行列的情况。可以说，毛泽东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身份来直接介入词墨交往。由于他的诗名，常有人请他改诗。1965 年修改陈毅诗作的那封信中，他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于是，“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这是大家熟悉的。此外，同年 9 月修改胡乔木的 27 首词时，曾先后写有这样两段话：“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又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平等对话。

关于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他自己一般很少发表意见。这也是他对如何写旧体诗的基本主张之一。他多次说过，写诗不能靠注解，作者自己不宜多注解。

建国后，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出现一种情况，即任意拔高，试图从中找出些微言大义。1959 年 4 月，《诗刊》社邀请几十位诗人和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同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兼诗人的陈毅到会发表了意见。他特别强调： “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接着谈到：“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这就是说，诗歌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经典著作”。即使是政治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文学之为文学，就不能摆脱其共性的要求。毛泽东诗词首先是文学，官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文学的规范内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发。只有这样来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合乎作者本意。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简单图解毛泽东的诗词，未必是真正尊重其作品的价值，未必有利于理解诗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关于解诗，毛泽东深知其难。因此，关于他的诗歌的评论、理解，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他一般都取豁达态度。1961 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指谁，因有人释为农民，有人释为反动派。毛泽东回答指反动派。郭沫若又问：要不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的书，毛回答：“没有必要，唐

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73 年接见杨振宁的谈话中，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说：“《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作的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一些诗也都不懂了。”这一随兴之论，倒也见出他对古人说的“诗无达估”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