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晚年心事

对死亡本身，毛泽东或许是乐观无虑的。可对死亡的政治效果，他则比谁都焦虑万分，忧长患远。

毛泽东说过：“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过。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的。”在他的晚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则染上了特定的含义。从宏观上讲，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 100 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

思主义的不多；而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多，如果有 200 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不唯如此，他甚至感到党内已着着实实滋生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滋长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亲手建造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有什么事情能像这个问题引发毛泽东的无比忧患呢？

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 73 岁高龄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他此时的心境，尤如在 1966 年 6 月写的《七律·有所思》中所说的，一方面是“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气张扬，一方面是“凭栏静听潇潇雨”的深切沉思。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少了些挑战——战而胜之的高度自信。当他晚年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性追求和实践心态的严重分裂时，他多少感受到现实进程同他的气质、抱负之间的强烈反差，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被孤独感侵蚀。1966 年 7 月，当亿万群众咏诵着他过去的名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开始造反的时候，他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伟人的谦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概和四顾少知音也少对手的悲哀浑然融为一体了。

他的心境变了。

而且，他意识到，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仍然没有把中国从贫困中拖出来。当初建国，搞各种运动，目的不就是发展生产力么？结果怎么事与愿违呢？

1974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尼克松。毛泽东希望希思帮一帮尼克松，让他渡过“水门事件”这个难关。又说：“他也有缺点。”作为政治家，希恩自有其机敏和圆厚，紧接着说： “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把话题引向了自己：“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饭吃，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佯。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 我们是不发达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 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他对毛泽东讲的很感兴趣，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了，工业正开始发展，想知道“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说来话长”，就把话题转向英国帮助中国的问题上去了。

81 岁的毛泽东，历经八年“文革”的毛泽东，看来已无意谈中国的辉煌， 也无意谈自己的辉煌了，更何况，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客人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当时也在座陪见。当毛泽东说自己接到了上帝的诸帖，中国的未来，“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时，无疑是指的邓小平。说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讲：“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

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有传记作品讲，说这个话的时候，毛泽东还用手指了指邓小平。虽为想象之辞，如此理解，倒也无不可。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叶剑英元帅 50 年代写下的这一微妙的诗句，在这个时候似乎颇具启发含义。

这位在晚年击筑陈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刘亭长，是指谁呢？

80 年代，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编辑诗集时，曾当面请教，不料，叶帅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三个字——“毛泽东”！

“刘亭长”需要猛士守四方。毛泽东需要有人把红旗打下去。

于是，他开始有计划地考虑和安排中国的未来，选择身后的接班人。 起初，他选择的是林彪。多病体虚、怕风怕光的林彪却不愿久等，迫不

急待地要背后下手、早日登台。 “林彪事件”后，身心遭受沉重打击的毛泽东，一下子老了许多，又不

得不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林彪事件”也让许多有识之人惊醒起来，对“文革”有了怀疑。

毛泽东深切了解到这一事业后继乏人，并凭着他极为敏锐、强健的政治直觉，感受到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有一般深沉有力、十分使人担忧的潜流在涌动、回潮。

他加快了选择，而且是多种的选择。

他仍是那样敏锐地把握着政局的发展：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来了，华国锋从湖南调中央来了，邓小平也从江西回到中央来了，并主持日常工作。旋即，对“四人帮”的批评也提出来了⋯⋯这一切，似乎暗含着毛泽东安排日后大事的预兆和匠心。

生理的进而也是政治实践的生命越是接近极限，似乎反过来更激发他的意志力量；儒家为扶大道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现。

有几个非常精彩的细节。

1973 年 8 月 2 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李振翩同夫人汤汉志，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李振翩是位医生，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出于职业习惯，他劝毛泽东减少读书。

毛泽东回答：“我现在横竖不看了。比如⋯⋯”

这“比如”之后，却是让身旁的王海容给他一本打开的草书字帖过来。王海容递给了他，毛泽东很自信他说：“这样的字我就看得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读：“《琵琶行》，这是⋯⋯”开了头，他没有说下去。

片刻沉默。

汤汉志看出，毛泽东不一定能立刻认清这本草书字帖的内容，试探着问： “是不是戴眼镜好？”

毛泽东果断干脆：“不！”他坚信自己看得清。

李振翩有意把话插开，说：“我们到延安去看了。”汤汉志会意，补充说：“他们说主席从前住在窑洞里，办公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我们都看到了。”

毛泽东仍不答腔，低头认真地辨认着，他非要认出来不可。

他终于认出来了：“嗯，这是明朝人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怀素是

唐朝的和尚，河南人⋯⋯”

他终于证实了自己，满足了自信。

这看起来是小事，却深深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服输，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永远挑战，包括向自然的生理规律挑战！

1973 年开十大的时候，面对欢呼的十大代表们，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得不以目送代表们退场的方式，让大家先走，自己最后让人扶着离开，还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为什么呢，他要在信仰他的人面前保持一种健康的姿态，这无疑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他一生从不服输的心理折射。

1974 年 10 月，诗人袁水拍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及对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诗句的理解，说不知是“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他说：“是云从容。”还不无所指地补充一句： “我喜欢乱云。”

他总是焦渴地期待着激烈的场面，以驱除难以挥去的忧患。

1975 年底，毛泽东让已经逐渐受到攻击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甚至说三七开也可以。但邓小平拒绝了，理由是：对“文革”过程不大了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逞论魏晋”。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但毛泽东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忧患连同接力棒，交给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1976 年 6 月，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时刻，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者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 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文，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诉说衷肠，但已没有多少把握了，“只有天知道”。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自然也是极而言之。因为他一生当然不只是干了这两件大事。他这样概括，恰好反映出他晚年太重、太大、太难的心事

——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看重，也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不放心。

开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无所疑义的成功。所以他说得很轻，反而见出他的自信：无非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说到第二件事，心境就明显不一样了。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打江山易， 守江山难吧。他槁“文革”，正是为了“守江山”，用正规的表述，是“巩固政权”。

可是，偏偏是他特别着重的这件大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怎能不让他特别揪心呢？

这倒也看出，尽管已经苦干来日不多，行将去“见马克思”，尽管当时公开否定“文革”的人几近罕见，尽管响彻他耳边的声音，显摆他眼前的文字，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观察中，还是敏锐地发现，有不少人实

际上是反对的。这可以有三个解释：一、把“文革”视为他晚年要做并一定要做成功的第一大事情；所以在对待它的问题上，尤其敏感；二，对“文革” 的命运如何，包括“文革”正确与否，他仿佛少了些过去的信心，也就是说， 对“文革”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果，甚至有不少负效应这一点，他多多少少有所意识。三、他所指的反对的人，恐怕不是一般的群众，很可能是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如果我们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而且邓小平曾是他请出来苦撑危局的人，是他付以重托的人，结果连邓小平都在实践中逐步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乃至慢慢地走向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毛泽东所指的反对的人，自然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他坚信尽管它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为江山命运计，他都无法容忍谁对它否定，因此，他是反对那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可是，毕竟来日无多了，自己身后，“文革” 怎样？谁能把“文革”坚持下去？谁来接班？自己能把握交接班吗？是和平的方式还是腥风血雨？——“只有天知道！”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愿望，同叶剑英、李先念一起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腥风血雨”。同时，他也继承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执行“两个凡是”方针，因而犯有错误。

这是后话。

却说 1976 年，是中国旧历龙年。本应腾飞大顺，可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天灾人祸，频频降临。周恩来，朱德两位毛泽东的亲密朋友，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

神州震荡，大地哀鸣。

凑巧的是，这年 3 月 8 日，东北方向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 公斤。

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他沉默不语，走到宙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 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 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毛泽东此时此刻的感触和心境呢？

两千多年前，另一位对中华民族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伟人——孔夫子，老病缠身的时候，拄着拐杖，步出蓬门，看见太阳落山，染红西天一片，禁不住漫声叹息——“哲人其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