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反对教条主义，使“佛教中国化”

在毛泽东读过的几部佛经中，《金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译出。该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在佛教诸经典中，毛泽东比较注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

禅，梵语，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憎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之“顿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人们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向佛的转化（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 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春米的活儿。据说，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品性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可神秀不敢公开作偈。只是于夜间在壁上贴了一首，众僧都叫好。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人得门来，让他重作。神秀苦想数日，还是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中国人写的佛教著作，被称为“经”的，也就只有这部《六祖坛经》了。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多次要来阅读，并经常带在身边。

在佛经中，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部“经”呢？或者说，他在各佛教教派中为什么更推崇禅宗一些呢？

答案恐怕在于：它不因循守旧，不死般教条，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力求让中国的老百姓懂得。

毛泽东曾多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特别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谈到慧能的身世，还为他背诵了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前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五祖弘忍选接班人时大弟子神秀作的，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毛泽东接着解释慧能的法偈，“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说到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它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理学与佛教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甚至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来比喻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运用。

1975 年 6 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以佛教为例，说：

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毛泽东毕竟是无神论者，对迷信活动，他一向不赞成。但治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对党的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他始终是维护的。但对历史上一些皇帝劳民伤财的佛事活动，他则持反对态度。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大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差点送掉性命的文章，叫《谏佛骨表》。有唐一

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旌旗夹街迎候，绵延 10 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恃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韩愈的这篇文章，特别熟悉。早年读过，作了不少笔记，晚年又读。1965 年 6 月，他在上海，突然向市委书记陈丕显提出，要看刘大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接着又把刘大杰本人叫来了。这时，刘大杰说自己

正在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下卷，有许多地方难以下笔，便乘机向毛泽东请教。然后毛泽东就专门说到韩愈的文章，认为其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谏佛骨表》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

为什么说韩愈说的那些话前人都说过呢？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观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情毫不相干。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 89 年，或许是参考或依据了姚崇的观点，毛泽东说其“祖此”，也有点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