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1974 年，81 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视，深秋季节来到长沙。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浪遏飞舟了。他来到了长沙市游泳馆。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 10 米高的跳台上往下鱼跃，他的眼睛事实上已看不见什么，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人和水撞击的声音。渐渐地，他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 40 分钟。卫士长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个字：“自一力一更一生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这里是他扬帆起锚开始搏击生涯的港湾。

革命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起点——反抗！

从乡村的浅池绿水到革命的洪涛巨浪，毛泽东的起点，就是他出生的上场屋坪下的那个莲塘。

13 岁那年，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 他顶撞后跑到莲塘跟前，声称如果再逼近他就跳下去。父亲无奈，只好同他谈判。“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少年获得一个直观的真理：“如果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儿子同父亲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社会主题。家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胚胎。群山环抱的韶山冲浓缩着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死结，重复孕育着一个永恒的真理。

毛泽东从小与父亲的矛盾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他，对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的浪潮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井非不正常，恰恰相反，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关系何尝不掀起这类风浪呢？这种特征不是个人的，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代的很多人都是把家庭革命当作是社会革命和反对孔教传统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探索新准则、形成新秩序的初步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并不是坏人，他是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几乎具有天生的斗争性格，但这种“天性”中也有他的社会潜因——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变的一刻，需要并培育出了拥有叛逆性格的一批精英！

在少年毛泽东和《水浒传》里的造反英雄心心相印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姓彭的铁匠率领输了官司的哥老会弟兄，揭杆而起，被逼进了浏山。官军说他们是暴徒，围剿捕杀，彭铁匠那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神往的梁山故事正在家乡重演。这位少年作出了判断：谁说暴民不是英雄侠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是他最早的“政治意识”。

这是个了不起的伏笔。遥远的梁山，眼前的浏山，在一个少年的心脉里绵延起伏，竟通向了未来的井冈山。

在“五四”运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感受到“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他站在了历史潮头，创办《湘江评论》，去打开冰冻千年的洞庭闸门。他告诉世人一个秘密：“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

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造反者宽阔而特殊的胸怀品格，被毛泽东浓缩成一个警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楼梦》里凤辣子一句赌气的，如果张扬出去，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话，经毛泽东反复宣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的这个性格特点，甚至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向人们

有意地展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并把它同自己要做的“政治文章”，把它同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理想，紧紧地拧在一起。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南方阅读一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他忘不了政治，他说：“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

1964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苏论争，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时，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斗争就高兴了，他们一骂，特别是公开骂了以后，就高兴了⋯⋯到处都有斗争，充满矛盾。”

半年以后，他到南方巡视，在湖南，对省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接着叮嘱：“不管对先生、对家庭也好，要斗争。”迟暮之年，70 年代著名的“最新指示”中，人们自然还记得这样一句话：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1964 年，一位叫坂田昌一的日本科学家肯定想不到，当他为一篇讲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高深论文划上句号的时候，会引起大海这边的政治领袖的强烈共呜。毛泽东找来这篇科学论文，细细阅读，还推荐给人看，并专门接见了这位日本科学家，讲述自己对物质构成的看法。于是，他在政治和物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小的物质元素都可以一分为二，何况靠阴阳上下构成的大千世界！

支撑他的历史观、世界观的，就是这样一个把世界劈成两半的思维习惯： 20 年代，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

50 年代，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60 年代，他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从早年到晚年，他都坚信，被劈成两半的世界，很难和平相处。于是，

人们只能在斗争的风浪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接近群体的理想。

1919 年在《民众大联合》里，他让读者注意：“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貌琳十万，忽然将鹫旗换了红旗，就可觉得这中间有很深的思想了。”什么思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

受尊敬的传统文人，他们细长的手指习惯翻别人写的史书，时间长了， 他们的脊背开始富于幻想地弯曲，还教出一代又一代同他们一样的学生。

毛泽东改变了教师的形象。他从史书里翻出了宝剑。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理：历史不同于传说，那里没有掸让，弯曲的不是脊背，而是武器。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于是，他提倡一种“不怕”、“不信邪”的人格，这是挑战者的心理前提，是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素质。这种素质同中国人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他立志要改造这种传统。

1959 年 4 月 5 日，在中央的一次全会上，他告诫党的干部，列宁提出反

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的，要反潮流。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马克思讲的，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而我们的中国人是个中庸之道， 学孔夫子学得太多了，生怕穿小鞋，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老婆离婚， 甚至于砍头等等。那么怕。受这些痛苦有什么要紧。

在毛泽东前进的道路上，他所寻求的挑战对象，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在革命年代，他号召人们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众志成城地掀翻这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他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不尽人意的哪怕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挑战，甚至向党中央“进攻”——因为有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 因为有变修的危险。最后，他还自始至终强调自我精神的革新，向自我的灵魂深处挑战。早年是“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向今日之我挑战”； 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始终强调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驱逐自我身上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斗私批修”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当毛泽东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当他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挑战方式与他的目标理想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与他的任性一样执著惊人。这种坚韧的挑战精神成为他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图谋再进的巨大动力。

1930 年新年伊始，刚刚分兵部署完抗击蒋介石“三省会剿”的毛泽东， 读到一封从前线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提出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使毛泽东很犯踌躇。因为它反映了一些将士的悲观情绪，写信人正是自己的爱将林彪。一股激情在他胸中升腾。他决心借此解决长期以来索绕人们心头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古田镇赖家坊一间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通过敌强我弱的迷雾，他看到一种必然，在寒冷的冬夜，他看见了并非海市蜃楼的中国革命的未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是天才的宣传家。他把希望化为泉水流进红军战士的心田。革命者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完成二万五千里旷古未有的长征壮举。西方人惊叹这一杰作，说毛泽东是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寻求圣地的中国摩西。

荒凉贫穷的黄土高坡，果然成了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在敌后抗击着日寇的一次次“三光政策”的清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反共高潮，在重重经济封锁中还要靠双手从黄土疙瘩里刨出粮食来维持生存，终于迎来了一个民族的胜利。

和平建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可重庆那边却传来不和谐音调，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据说还是孟夫子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就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一党一人独裁的“真理”。听听毛泽东在延安怎么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他似乎坚信，托起天空的山川大地，托起领袖的亿万民众，最终会对争艳的太阳作出自己的选择！

仍然是疆场弯弓才能作出历史的决断。内战爆发，国内外许多朋友为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捏一把汗，因为对方有美国支持，武装到了牙齿。在

两周前才落下过炸弹的窑洞里，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得到这样的回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样子吓人，可一遇潮就软了。

毕竟是敌强我弱。胡宗南攻占延安。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牵制一心要捉拿他的几十万敌兵。举世瞩目着他的安危。

任粥时是位勇士。1927 年在党的“五大”上，这位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激烈地批评党的总书记，恼怒的陈独秀竟跑到讲台上撕碎了他的讲稿。如今， 他又同党的主席发生了争论。刘勘率大军从西北方向扑来，离中央机关只隔几里路，而中央纵队司令任弼时手下只有 200 多位战士。为了毛泽东的安全， 他理所当然要求向北行军，避开敌人，万一摆脱不了追击，还可以东渡黄河。毛泽东却决定：迎敌而进，向西穿插，绝不过黄河！甚至不让一心为他的安全着想的任粥时再当“司令”，随后又在身后留下一块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

挑战者所带来的，是危险的乃至冒险的人生，这恰恰是毛泽东习惯的井乐于奉行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其他战场就好打；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对扭转陕北战局就是巨大的感召，就是希望。

1948 年 3 月 23 日，当他从吴堡县悠闲地坐在筏子里渡过黄河的时候， 冰雪消融，春天来啦！

大革命时期，一代文豪郭沫若在广州初次见到毛泽东，投笔从戎，做起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南昌见到路过的毛泽东，一起吃了一顿饭， 觉得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文弱，目光谦逊而潜沉，长得像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他把这个印象写进了书里。

毛泽东长得温文尔雅。他有罕见的同情心。他见不得小人物受压，他一生钟情于青年人，他一生为身处逆境遭际维艰的人鸣冤不平。那双搅动历史风云的手，会停下来替身边工作人员写情书。他为之奋斗的，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和谐平等。

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同小弟弟红军师长毛泽罩讨论一个问题，争吵起来。哥哥说服不了弟弟，就要动手打他。弟弟甩出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挥在半空中的手嘎然停住。毛泽东一直为这件事后悔，后来多次讲起，以告诫党内同志要讲民主，切不要以势压人。

目标毕竟不能代替手段。毛泽东对伟大目标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体现出无所顾忌、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他毫不迟疑把它放到一边去，对人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背后。在他挑战和进击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来没向他发过慈悲，他也绝不宽恕那些拒不放下武器甘为敌手的人。先秦空讲仁爱的宋襄公，被他视为坐守待毙的滑稽角色。

石头城摇摇欲坠。国民党政府打出和平牌，毛泽东没有拒绝。对方提出“划江而治”，但主动权已经转移。毛泽东给人们讲起西方童话里《农夫和蛇》的故事，还想到那位因妇人之仁、功败垂成的楚霸王。“宜将剩勇追究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的言辞像勇往直前的解放军刺刀一样锋利。

西方的列强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自信和勇气。就在 1949 年 4 月 20 日渡江这天，四艘挂着米字旗的护航舰像往常那样进入我军防区挑衅。陶勇将军下令开炮，“紫石英号”像死鱼一样躺在了江面。毛泽东为这样的勇士自豪。后来他高兴地握着陶勇的手说：好家伙，你敢打外国军舰，就去干海军吧！

1949 年 10 月 1 日，当一个民族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声音，在那座皇宫城楼响起的时候，九州大地的上空，果然只剩下了一个太阳。

在延安的窑洞里，斯特朗以女性记者特有的眼光发现一个差别：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则常常按自己的节奏跳舞，还能和鼓点合拍，不过，击鼓手有时也抗议他干涉了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的舞步旋转到历史的新舞台。

1965 年，他重上井冈山。没有惊涛骇浪的搏击，革命似乎就失去了壮丽， 社会似乎就失去了生机。遥想当年隐约的炮声，他感到黄洋界的鲜花，可以转瞬枯萎，只有不老的战士心灵，才永葆共和国的青春。

这是一种永恒的激情。他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近于艺术家追求完美的苛求。

太阳有喷薄升起的壮丽，也有中天放射的炎热。当我们以为加速奔向革命的终点的时候，却不幸发现又站在了革命的起点。常常处于冲刺状态的斗争激情，把毛泽东也把中国引向了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