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圣贤书”。“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和旧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从偏僻的乡村来到长沙读书的时候，立志一心苦读圣贤书。

1915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给他的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头即说：“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谈学问的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方法等。然后又很感慨他说：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 3460 种。1916

年 2 月 29 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

77 种书目。可以想见，这 77 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也感到遍读这 77 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那时，毛泽东的人格理想，是孔子塑造的圣贤先知；他的社会理想，是儒家的大同圣域。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充满激情地表白：“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盂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信中提出的救世良方，是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救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什么是“圣域”呢？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懦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

1920 年 4 月，毛泽东从北京前往上海，这时他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到了延安，他号召全党展开理论学习竞赛，特别叮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都要继承。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陈怕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写了三篇长文。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 1939

年 4 月 15 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全文 1.2 万余字。正式发表前，

毛泽东读过三次，十分重视，在 1939 年 2 月间分别写信给陈伯达和张闻天，

——提出修改意见。

在信中，毛泽东分别提出：“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长处应该说到”；“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过犹不及’是两条战争的方法”；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1943 年 6 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

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原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指“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

—引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 年 9 月 14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这里说的，是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一个观点。书中说：“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于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项。”

1958 军 11 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功绩。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海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能凑得出一点干腊肉的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的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4 年 3 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就是孔夫子的文化，比如送先生一块猪肉才能上学，这是孔夫子说的，这片猪肉究竟有几斤几十斤，不得而知。总之，这件事是从孔夫子开始的，这是在孔夫子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教育掌握在巫神手里，后来和官府结合，掌握在官府手里，老百姓没有自由送子弟进学的情形。老百姓自己送学生进学，还是从孔夫子开始的。我看孔夫子的这种办法是民办学校，他的学生有三千，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程度不齐；大学部有七十二个，所谓七十二贤人，其他都是小学中学。当然这三千弟子也是多少年学生的总数，但程度不齐也是事实。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育方法尤有可取之处：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现在学校形成一个工厂，将来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我看又要回复到孔老夫子的方法了。孔老夫子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讲，比如他和子路讲是一个方法，和另外一个人讲又另外一个方法，子路这个人急得很，他就用适合子路的心情来教授。

孔子有几千名弟子，诚如毛泽东所说：“程度不齐也是事实。”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千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于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间的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算妥贴。 60 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1964 年 2 月 3 日.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毛泽东一生，从孔儒那里到底吸收了什么，是很值得思考的。可以肯定的是，孔夫子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绝不只是他晚年所反复鄙薄的那一面

——虚伪、复古等等。

他早年从“修身”到“济世”的圣贤志向，他宁肯轻视物质生活也要满足精神愉悦和追求的执著；他强调思想路线和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他循循善诱做人的工作的作风；他早年和晚年一度构想的大同理想；他对仁、智、勇“三达德”的人格的追求和新的解释；他只承认“四个伟大”中的一个“伟大”——“导师”（教师），等等，是不是多少可以视为某些“孔夫子情结” 的积淀呢？

他的思想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孔夫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

如果说，他在“五四”时的反孔，只是追随一种“时流”，那么，可以说他晚年的反孔，原因不全在于“孔夫子”本身如何如何“反动”；他晚年的称颂秦始皇，也不全在于秦始皇如何如何“伟大”，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了打鬼，借助钟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