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力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从 1921 年建党到 1936 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谈论自己、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

这大概是因为：东奔西跑，事务繁杂，且千变万化，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曲折起伏，处于实干应急之中，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无需多谈自己；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但战事频仍，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其间的跨度，正好十年。为表述方便，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红军时期”。

先说第一个材料。

那是 1927 年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毛泽东说：

当我（1927 年 1 月）来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夭，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这段话表明：1.在 1927 年 1 月以前，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主要是农民间题）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2.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3.在当时，他对中央的“领袖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己见。

这里说的“领袖同志”，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若干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说他那时的日子则“非常

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矛盾中的陈独秀，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主张二次革命的。在大革命后期国共分手在即且势所必然的情况下，陈独秀往右拐了，毛泽东则向左拐了。一度是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的导师的陈独秀落伍了，“学生”毛泽东前进了。毛泽东的上级、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历史抛弃了，毛泽东被历史选择了。

可是，后来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鄙薄和否定陈独秀，他一生都对陈独秀怀着感情，并把陈放在自己的成长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来肯定和叙述。

那是 10 年后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第一次向世界但诚敞开自己的

心扉的时候。

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对我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说的是 1920 年的事情。

此后，1942 年整风时期，1945 年党的七大，以至到 1962 年和 70 年代，他都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将来写党史，还要说到他的。尽管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党史里，陈独秀几乎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可毛泽东不管这些。

且回到他第一次叙述自己历史的情况上来。

在山沟里，向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详细回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据斯诺后来说，刚开始的几天，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捉迷藏，闪闪烁烁的，总是深入不下去。聪明的斯诺无疑会感觉到，毛泽东是在通过绕圈子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自己的话？

斯诺急了。终于，有一天径直问毛泽东：“如果你想结束内战。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主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可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在盘算。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人本来是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的。斯诺的浓厚兴趣和使毛泽东也感兴趣的提问，还有那一脸真诚，不会不使他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位来自西方的年轻记者，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通过他，可以向世界，更是向中国发表谈话。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头一次碰上。因为一个明显的道理是：过去实际上被剥夺了向圭中国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斯诺一旦用英文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万般阻挡，也会传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耳朵里。被称为土匪的共产党人，何尝不急于想让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追求呢？再说，斯诺还告诉他，外问传说毛泽东已经得肺结核病死了。

结果，又一天晚上，斯诺拿出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一个“清单”，在毛泽东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澄清关于他个人问题的一些流言蜚语而花费时间的时候，斯诺用起了激将法：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菜尔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又拿起清单细看了一遍，终于提议：“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此后连续几个晚上，毛泽东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根据自己准备的提纲开讲了。斯诺觉得，毛泽东给他说的，“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毛泽东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作虚饰。小时候的情况不用说了。说到他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以及世界观转变前后，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以及胡适、陈独秀一度成为他的偶像；还有，说到在中央苏区时的沉浮等，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露水珠的毛泽东。

让斯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开始还都是个人的历史，讲到参加革命以后，

便是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了。

毛泽东不能不这样。本来，向外国记者谈个人历史，在党内就已是破天荒的事了。他首开此举，不光是对国内外有一种宣传上的需要，对在党内刚刚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来说，恐怕也是件很有益处的事情。那时，他还不是名正言顺的“第一把手”，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问题还在于，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张闻天，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到底持什么态度，是否认可，都是未定之数。因此，说早期历史，个性化点倒也无妨，一旦自己的经历融到整个革命事业以后，过多地宣传自己显然不大合适。

毛泽东谈自己的时候，没有要把自己树立为权威的意思。斯诺 1939 年重返陕北采访毛泽东后，在《为亚洲而战》一书里，曾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过比较。他说：“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

毛泽东或许没有明确说过他自己用什么方式来领导他的人民和军队，但有一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即他在处理自己和“下面的人”的关系时，绝不愿通过有意表露威严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靠自己的政策正确与否，当然还有难以掩饰的那种人格魄力，来确立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这种时候，他和普通老百姓及一般干部之间的亲密交往，不仅不丝毫损碍他的权威，相反，是大大地相得益彰。

他和人民的交往，使 1944 年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惊叹：“如果有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事，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包瑞德先生知道这样一件事——

当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从中反省出自己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可能太重了，从而发动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他或许会为自己的感慨找到答案。

再说，那时还只偏据一隅之地，人员、政情都还不十分复杂，毛泽东的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喜欢“下层”，也是他天然般的性格内容。对他的这种优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也就自觉地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