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山川物象里找到了什么？

游历意味着什么？

游历，是毛泽东崇尚空间、含纳自然的一种直观方式。

游历无非是以人的行迹实践去接近历史文化，了解社会风情，以主体的活动确立“我”与空间的关系，确立“我”在时空中的位置。

“人在旅途”的生涯使他获得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

毛泽东喜欢游历，还反映了时时需要拓展和充实心理空间的愿望。他说过好几次：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空了。一到外面，就有了东西。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小学开始，所喜欢的课程中除了国文之外就是历史和地理。这也许是出自一个天性初开的少年对时间空间本能的兴趣和追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一国文教师借给他一部自上古至明代共 166 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御批通鉴辑览》，使他着迷般钻进去半年课余时间。20 岁时，他着力研究了清代顾祖禹编著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对历代州域形势及明末清初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历史和地理首先成为了毛泽东文化知识的两大支柱，为他日后占有博大的政治和军事知识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历史地理知识如饥似渴般地寻求和狼吞虎咽般地吸收，形成毛泽东时空观念的契机和萌芽。

没有任何观念能像时空那样强烈地触动一个有自觉人生观念的伟大心灵，对哲学家尤其如此。而最能展示人的个性的东西，莫过于他对时空的自觉意识。

是的，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们的胸怀。

只有广阔的心灵，才总是寻求着广阔的空间。只要有广阔的胸怀，就必定不断地拓展博大的空间，尽情地拥抱山川物象，以求观照自我，印证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毛泽东空间观的核心是超越高远：无限空间为我自由驱使，自由评说，空间为我所执，为我所用。“我”在空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坚强主体，无论何样强大的阻我难我力量，均在我掌玩之中。

毛泽东把人格主体看成是宇宙空间的根本实体，因而，他有着罕见的责任意识。1919 年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更直接地高唱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接下来必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充分运用和把握空间。也就是说，空间，不是抽象的存在；空间意识不是抽象的哲学意识，空间与我的关系，不是脱离实践价值杠杆的关系。它们都多多少少融进了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社会，推进革命战争的具体思路之中。

1920 年下半年，在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夕，他曾全副身心，投入半年时间，去倡导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路便与由近及远和以小及大的空间意识有关。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中国的事情应从地方、分处下手。湖南改造好了，再改造中国，中国改造好了，再改造世界。

在大革命失败后，攻打大城市的策略屡屡受挫。对此，毛泽东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他把早期关于空间问题的

豪言壮语转化成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对空间的进一步彻悟。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想到了梁山英雄。多次说过：当时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历史的发展正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土地革命时期，有大大小小的红色

苏区；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有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有大大小小的解放区，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60 年代，毛泽东对这一革命道路，也是一往情深。

1965 年 10 月 10 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此前，1964 年 3 月 19 日接见外宾时，他把这个道理说得更通俗：革命的办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多深奥的道理，就是像割猪肉、割牛肉一样，一块、一块的割，总有一天，要把它割完。

割猪肉，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敌人的空间逐步缩小，自己的空间逐步扩大。

毛泽东特别喜欢拥抱山川物象的漫游家风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对“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天人合一产生出永恒，产生出把握永恒的自信和乐观。

人在空间的行迹转换，自然要引发心理反映，特别是在古代封闭式的小农社会里，人们把出门远行看成生离死别的大事情。1926 年，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讲课，谈到封建文化同近代文化的差别时，他举过这样的例子：乡间的地主，是反对新学的，现在一般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到乡间不能相容，父母是反对的，因为他的儿子不迷信的，他是“安土重迁”。从前有诗人作别赋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可见当时的离别，是很难的。至于现在，就不然了！不特由北京和各省来粤的人没有吟诗的，就是出洋赴欧美的人，也没有赋诗的。这是因为从前不如现在交通便利的缘故。

毛泽东主来对各种自然景观、空间物象，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任何一种景致，似乎都能唤起他的想象，激活他的思维。

红军长征途中，走到贵州省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毛泽东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身边人员：“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同志回答不出来。他便给大家解释：“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 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娄山关”三个大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惟妙惟肖。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关上有个石碑，碑上刻有很好的碑文书法，在这里毛泽东也向随行工作人员提问：“此处为何有碑所立？”接着指出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战场，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行军作战到武夷关有个庙，庙内有不少碑文，毛泽东也在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之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一一跨越了无数的“娄山关”、“梅岭关”，毛泽东走进了人为地雕梁画栋的紫禁城，但是，他更钟情于生动的自然风色。1961 年 12 月 26 日，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流露了此番心迹，他引用唐代谭用之和清代黄道让的诗句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便渴望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中办公、思考问题。他在故乡的滴水洞别墅便是一例。

滴水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山洞，而是一处四周海拔三四百米高的群山环抱的小盆地，距韶山约 20 华里左右，有一条公路连接。毛泽东的祖辈曾在滴水洞居住过，他的爷爷便葬在滴水洞西侧山腰的虎歇坪。

1959 年，毛泽东重返韶山探望乡亲父老时，曾和随行人员来到滴水洞巡视祖墓。当时滴水洞一带是树木葱茏、荆棘丛生的山地。毛泽东坐在祖坟的山包上，眺望着滴水洞风光，对随行人员说：“这个地方风景蛮好，盖所房子在这里办公不错嘛。”有关方面照毛泽东的心愿，在滴水洞修造起一处朴素的小别墅，别墅坐落在滴水洞盆地东侧山脚下，一共有三幢房子。毛泽东住过的是一号平房，坐北朝南，白墙绿瓦。门前辟有半个篮球场大的水泥场地，置一篮球架。这是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时早晚散步的场所。一股山涧泉水从西侧山脚处流经一号平房门前场头，日夜淙淙作响。一号平房居室内装饰简朴，放着一张硬板床，隔壁是工作间。

别墅东侧靠公路边建有一个小水库，毛泽东曾在水库里游泳。水库里养着牛蛙，入夜，蛙声阵阵，鸟鸣虫吟，别有一番山间情趣。

可惜，滴水洞别墅建好后，毛泽东只回去住过一次。

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划过的痕迹，毕竟大小太小。怎样去满足心理拓展的需要呢？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通过游历去实际地“占有”；一是通过质问去“追寻”，以求心理上的“亲近”。

后一个方面，便成了人们乐于想象未知领域的心理动力。毛泽东经常沉入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大理解的玄想之中。

在这种玄想中，他往往把生活哲学化，把人和空间的关系哲学化。 1957 年在赴苏联访问的飞机上，他特意把陪同前往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叫到身旁谈起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样解释呢？”尤金说他没有研究过，毛泽东说自己来回答试试，他的回答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个解释，让尤金连声称“妙”。

回到现实实践，人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与时间的联系是有限的，人在空间的位置及其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人对时空中的事物的感知和把握也是有限的。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毛泽东渴望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1964 年 8 月，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楚，对太阳搞不清楚，对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搞不清楚，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

这个谈话之前，5 月 28 日接见印尼贵宾时，毛泽东就探讨过造成地球和人类演变的“冰河期”问题。他说：经过几次冰河期，人类才出现。在北部

很冷，人类不容易生存。最近一次冰河时期，已经一百万年了。冰河时期，很多大动物都不能生存。下次冰河时期什么时候再来，有人估计可能再过二百万年。

接着，毛泽东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出：如果下次冰河期的到来时间取中的话，人类还有一百万年的时间好过。

人类在宇宙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似乎只有洞悉了这些超人的时空规律，才会更恰当地安排人生。

也是 1964 年，毛泽东关于人和动物的玄想，又提出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命题。8 月 18 日，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进行海阔天空的漫谈时，他冷不丁说：动物发展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一百万、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

未知的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追求新知的人，总是有一种开放的情怀。

也只有开放的情怀，才和开放的空间“有缘相会”。

因此，当毛泽东一心要建设新的社会，追求未来的时候，他的胸襟总是拓展的、开放的。特别是想往中国以外的地方，想往吸收那里的好东西。

1953 年 2 月 7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的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那些循规蹈矩、默守陈规的人和做法，他常常不满意。就在讲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外来文明的 10 天后，他到武汉视察工作，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到民族形式，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几年后，1959 年 3 月 5 日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一定要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