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

②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93～94 页。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注。

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①。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

《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由于车的贵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

《淮南子·汜论训》说的“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 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得到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

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②。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谓“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③，“禹作舟车”④，大抵出自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①，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②；《新语·道基》说：“（禹时） 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 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③；《后汉书·井丹传》亦谓“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④。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况。殷商时代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如 1935 年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 25 辆，按战斗编制排列，也只是“每五个车为一小组”⑤。商王武丁时甲骨文所见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452），在十以内。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须美，俘虏 24 人，馘首 1570 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

（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末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示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88 页。

② 吕思勉：《先秦史》，363 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

④ 《孙膑兵法·势备》。

① 见《墨子·非儒下》、《管子·形势篇》、《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 《世本·作篇》等。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

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④ 《北堂书钞》卷十三引。

⑤ 石璋如：《小屯 C 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 下册，1952 年，477 页。

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目前所知车的最早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①。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 54 辆以上，如下表：

① 赵全■：《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 1 期。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44 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 6 集， 1989 年。

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动力，大都是一车二马，均属之殷墟王邑高级权贵的殉祭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 32 辆，占总数 59.3％；出自王室宗庙区者有 6 辆，占 11.1％；其余 16 辆出自一些贵族墓地，如后岗的 1 辆出于一

两墓道大墓，孝民屯的几辆属之近处的几座甲字型中等墓，郭家庄的 4 辆， 两两东西为对，属之附近两座贵族大墓陪葬品。甲骨文有云：“小臣叶车马破■王车”（《合集》10405），知商代王和其他高级贵显人物均拥有马车， 车马葬正再现了当时等级制的贵族物质礼遇生活。有学者认为，王陵区的车群，其祭祀对象非殷先公先王莫属，其他类的车主，应是王室成员如王的配偶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殷代官吏中的臣正、武官和史官中的首领人物①。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应指出者，车马坑中有半数以上的，陪葬 1～3 人不等。据《周礼·夏官》记述，有大仆之职，“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又有戎右之职，“掌戎车之兵革”；还有称作“趣马”的养马官。则这些陪葬人，生前身分可能是仆驭御夫、卫士或养马者。

王邑所见权贵的马车，其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图 15）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确实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

①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午马莽》、《考古》1987 年 5 期。

最高水平②。杨宝成先生曾对殷墟出土 14 辆车的构造尺寸作了分析统计，其平均轨距约为 2.3 米左右，轴长在 3 米上下，轮径约在 1.2～1.5 米之间，轮辐 18～26 根。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 1.2～1.7 米， 进深最大的达 1.5 米；小型箱舆一般广 1 米左右，进深 0.7 米上下③。有学者

认为，大型箱舆能容乘员 3 人，小型箱舆只能容 2 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 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要踏石几以登④。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仅高 0.45 米以下，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

跪坐姿势，曲膝跪式，对于进深为 0.7×1 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足足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乘 3 人者，大概主人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概以右为为了显示权贵乘车出行的威风，当时连马鞭都做得十分考究。小屯宗庙宫室区的车马坑内，曾发现 3 根用长条形玉管制成的马鞭柄，石璋如先生以为即《礼记·曲礼上》说的“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之策，孔疏： “策，马杖也。”①殷墟西区还出过 2 根青铜策，管状，两端略粗，近上端三

分之一处有半环，可系绳，内 1 根铜策长 24 厘米②。（图 16）殷商王朝高级贵显，乘车出行，“追琢其章，金王其相”③，权势赫赫，可谓荣极一时。

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 为政权利益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少数人范围，但车行所抵地域，可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武丁时有一片甲骨文记出动战车征伐■国，从癸丑日起，至 11 天后的癸亥和甲子日之

交的夜里战车攻抵该国④。此国位于晋南河曲一带⑤，距殷都直线距离约有 700

多里之遥，则估计当时马车一天的行程，平均约为 60 多里。可见已超出徒步行走的数倍，《墨子·节用》谓“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道出了车在远行交通上的优点。